三部门: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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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月04月03日

(原标题:三部门: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导力度)

三部门: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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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财讯4月3日电,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金融纠纷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工作的指导力度,结合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纠纷调解需求等,统筹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设立、整合工作,优化调解服务覆盖网络,避免调解服务冗余或空白。调解组织要积极满足当地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调解需求,对金融纠纷做到应调尽调、可调尽调。支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设置调解服务热线,接受群众对金融业的调解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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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在凌晨两点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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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少年在凌晨两点打赏)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庭审辩论环节,12岁的李某1出现在互联网法庭的屏幕里,他低着头不说话。屏幕对面的法官把背景图从庄严的国徽换成了柔和的绿色,轻声细语问他,你今年几岁了,上几年级了?李某1慢慢抬起头,愿意回答问题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某1是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小孩,聊到充值打赏时会害羞。当法官问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充值的”时,李某1有些慌乱,抬眼看了一眼身边的爸爸。 爸爸在外地打工,李某1和爷爷生活在家乡。爷爷70多岁,身体不好,有一天去查社保卡里的养老金,发现只剩2元,吓了一大跳。爷爷打出账单明细后发现,李某1在10天内,给一款游戏充值了1.4万元。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这是一场仅由未成年人、家长、互联网公司法务和法官几个人参加的小型线上庭审。因为被告游戏公司所在地为北京,2023年,李某1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2024年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不会出现未成年人的真实姓名,而是用李某1的代号替换,与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是他的家长李某2。 这样的案件,近年来正在快速增加。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透露:2023年,该院受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189件,而2024年1—5月已受理245件。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充值打赏类已成为第一大类,占比超过68%。在这些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最小的仅有4岁,涉案金额最高的为310万元。 互联网公司的诱导消费设置和实名认证系统漏洞,家长的监护缺位,孩子淡薄的金钱观念,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场景增多,乃至充值打赏维权产业链的出现,共同促成了此类案件数量飙升。 在此类案件中,互联网公司往往被判定承担主要责任。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有86%经过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 但打赢官司,并不意味着充值打赏行为彻底结束。在游戏公司退完款后的10天内,李某1再次充值,导致他的家长又一次要求游戏公司退款。 深夜打赏 李某1的充值经常发生在凌晨2点。对此,毛春联并不意外,毛春联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助理、参与办理过多起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她说,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都发生在深夜。 法庭上的少年们告诉她,因为家长的管理太严格,只有趁家长睡着时,他们才能偷偷把手机拿过来玩,玩着玩着就上头了。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一般在10岁至14岁,也会有一些年龄更小或更大的孩子。比如有一个8岁的小孩,一晚上给某主播打赏了17万元。 大部分未成年人对钱没有概念。法官问上述8岁小孩,父母挣钱不容易,为什么这样挥霍。小孩说,他以为打赏的礼物只是小星星,不是钱。 法官也问过一个10岁小孩,为什么要在游戏里充钱。她说,想要那套游戏角色皮肤,皮肤旁边标注了500金币,她按照提示就点下去了。她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接触过真实的钱,也不知道在游戏里花的是钱。 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在未成年人群中很普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1108个未成年人中,每月充值打赏金额在100元以上的未成年人占比45%。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游戏充值类更多,但直播打赏类的涉案金额更高。游戏充值一般在2万元以内,但直播打赏动辄2万元起步,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打赏金额也不罕见,目前最高的一笔打赏金额为310万元。 不过,与成年人寻求关注与恋爱感觉的诉求不同,未成年人更爱为游戏技术好的主播打赏。有一个男孩,给和自己玩同一款游戏的主播打赏了几万元,因为主播操作很溜,他看得很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随便花的钱,是家长几个月的收入。 86%的案件会判退款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通常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互联网公司。之前主要是游戏公司和短视频公司,今年新增了漫画公司、音频公司、社交APP公司。 一般而言,互联网公司遇到未成年人充值的情况都会退款,能走到起诉阶段的案件,大多是因为他们对未成年人的身份有质疑。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有86%的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剩余14%未判退款的,主要是因为案件证据不足以证明充值打赏是未成年人做出的。 在一起家长起诉某互联网公司的案件中,庭审环节需要未成年人说明情况,法官叫了孩子3次,孩子却始终不愿露面。这起案件因为无法认定充值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最终家长选择撤诉。 不过,有超过90%的未成年人愿意出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了损失,希望能够挽回。 对法官来说,未成年人出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充值打赏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很难有直接证据。但与未成年人对话时,法官可以判断充值打赏是否为本人操作。 有的未成年人,在法官问他其他话题时一声不吭,但如...
31.5亿债券放弃赎回、扛高票息!傅安平能否扭转珠江人寿财务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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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31.5亿债券放弃赎回、扛高票息!傅安平能否扭转珠江人寿财务危局)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源:机构之家】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珠江人寿刚刚跨过了它的第12个春秋,一个在中国文化里通常代表着圆满和循环的数字。但对珠江人寿来说,这个循环并非是简单的重新出发,公司成立之初的豪情与壮志,已被近三年财务数据的空白和持续的亏损所淹没,偿付能力警报不断,未来道路显得极为艰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今年5月,珠江人寿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二任总裁,一位在中国人保多个关键岗位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老将。傅安平,这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原保监会担任要职的资深人士,他的专业背景和监管经验被寄予厚望,被视为珠江人寿的一线光明。在职业生涯的暮年,傅安平选择加入珠江人寿,意图将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奉献给这家公司。 图中人物系 傅安平 然而,他所面对的珠江人寿,如今却更像是一个急需彻底改革的烂摊子。在短期内,期待外部的大输血对于自顾不暇的股东来说显然是一种奢望,而寻求长期的时间换空间的解决方案又显得遥不可及。尽管傅安平在内部已经明确表态,要发力个险业务,减少对银保业务的过度依赖,但至今似乎还未能在珠江人寿展现出决定性的、有效的变革举措。这位迟暮老将的壮志与珠江人寿的现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31.5亿债券放弃赎回,评级合作戛然而止 珠江人寿在2019年进行了三次债券发行,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2019年6月21日和2019年9月24日发行了18亿元、8.5亿元和5亿元债券。这些债券的期限均为5+5年,发行利率为6.25%。在第一个五年期满时,珠江人寿可以选择赎回这些债券,若不选择赎回,则第二个五年期间票面利率将上调100个基点。目前,2019年发行的三期债券合计31.5亿元,珠江人寿均未选择赎回,导致当前票面利率高达7.25%。 在当前融资成本普遍较低的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快速走低。今年以来,保险公司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普遍降至2%-3%的区间之内,最新的中国人寿发行的38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票面利率甚至低至2.15%,创下了年内新低。 来源:企业预警通 对于珠江人寿来说,不选择赎回而继续承受高达7.25%的票面利率,显然是一种无奈之举。即便公司有意赎回债券,但在当前脆弱不堪的财务状况下,也无力承担赎回所需的巨额资金。而后续这种高成本的持续负担,将进一步加剧珠江人寿的财务状况。 债券评级方面,由于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公开2022年及2023年的财务报表和偿付能力报告,联合资信和中债资信均无法发布相应的季度追踪评级报告和年度评级报告。 在今年3月27日,联合资信和中债资信都收到了珠江人寿的《关于协商终止评级的函》。珠江人寿决定不再委托联合资信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进行信用评级,导致两家评级机构均终止了对珠江人寿主体以及“19珠江人寿01”、“19珠江人寿02”、“19珠江人寿03”和“20珠江人寿01”的信用评级,并声明不再更新相关的评级结果。 珠江人寿主体信用评级结果: 来源:企业预警通 虽然珠江人寿目前仍能如期支付债券利息,相比某些暂缓支付利息的险企,似乎展现了公司对债务责任的尊重和道德操守。然而,这种表面的良好信誉掩盖不了未来将到来的严峻挑战。未来不足5年的时间里,数十亿的债券将纷纷到期,届时公司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压力。对于已步入职业生涯暮年的傅安平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保费规模持续滑坡,百亿险企门槛或将失守 尽管珠江人寿自2022年起便未向外界披露详尽的财务报表,但通过其年报中透露的经营数据,我们仍能一窥其业务的轮廓。2021年,珠江人寿的规模保费达到了163.42亿元的高峰,其中原保险保费收入前五的产品和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前三款产品的合计保费高达149.9亿元,占公司整体规模保费的91.75%,显示出主力产品在公司业务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当我们细究近三年的原保费收入前五大产品,不难发现珠江人寿的产品线主要集中在分红险和年金险上。尤其是珠江鑫多多两全保险(分红型)和珠江盈多多两全保险(分红型)这两款产品,可视为珠江人寿的旗舰产品,但近年来其保费规模逐年下降,从2021年的96.2亿元缩水至2023年的69.0亿元。尽管分红险的颓势难以避免,但珠江人寿的年金保险在2023年却迎来了逆势增长,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红险规模下降所带来的缺口。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此外,珠江人寿的销售渠道策略也值得关注。除了2023年珠江永鑫年年金保险主要销售渠道为个人业务部和法人业务部之外,其余产品均通过银保渠道销售,这体现了公司对于银保渠道的深度依赖。这种依赖性在保险行业中并不罕见,通常意味着更...
医保谈判六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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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医保谈判六年记)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1月下旬,2024年国家医保谈判(下称“国谈”)结果即将揭晓,创新药从业者都在拭目以待。国家医保局曾在谈判前释放出医保基金紧张、对创新性要求更高的信号,但业内尚不清楚医保局愿意买单的“真创新”的边界。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谈判结束后一周,国家医保局邀请了10家商业保险公司参加座谈,讨论医保数据如何为商保的发展赋能。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日趋加大的支付压力下,医保局开始为创新药主动拓宽商保支付路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今年略显平静的医保谈判现场背后,医保与创新药的交织轨道似乎在悄然转向。 一家国内药企负责市场准入的吴新已经多次参加“国谈”,10月底,当他走进位于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谈判现场,听到谈判专家那句熟悉的开场白――“今天我们谈判了,谈判的规则你们也都清楚了,你们有两次报价的机会”――内心已经没有太多波澜。 吴新说,相比前几年行业里一提及则气氛严肃的“灵魂砍价”,医保谈判现已进入常态化阶段。 国家医保局自2018年成立以来,共组织过7次医保谈判,新增进入医保446个药品。协议期内,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3400亿元,惠及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5000亿元。 不过,另一组数据也值得注意:2023年创新药占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约为3.2%,而同期美国这一数据是10%左右。 作为几乎是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唯一机会,能不能“国谈”成功,几乎决定了一家本土创新药企的生存:谈进了,通常放量明显,商业化也能更顺利开展,有了收入也能更好反哺到研发;谈不进去,通常意味着失去了进医院的机会,放量和商业化便无从谈起。 随着中国创新药成果不断涌现,“保基本”的医保基金,未来会越来越难以支撑创新药产业的发展。 谈判 10月底的北京还未进入严冬,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国谈”现场外,等候的药企很少,不同企业间的场外交流也少了,虽然也有不少药企的一二把手亲自到场――例如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阿斯利康中国区总经理赖明隆等,但总体而言,大部分企业代表在候场时的神情变松弛了。 “自己的成本线在哪儿是知道的。如果报到这个线还没有成,那就拉倒了。其他无非就是在成本线之上保一个高一点儿的价格。”吴新说,头一两年,不同谈判专家可能对尺度的拿捏不太一样,有些会比较严苛。但现在,谈判氛围总体趋于温和,“能谈判的药都经过了专家评审,临床价值已经被认可了,只要你的报价低于‘信封价’,医保局不会为难你”。 一家创新药企的副总裁张晓阳参加过好几次国家医保谈判,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上谈判桌的场景:谈判桌另一边坐的,是代表国家医保局的5位谈判专家,自己这边是公司3位代表,两边各有一位主谈人。双方每位代表手里都有计算器、几份纸质文件和笔――哪怕是1分钱的差别,放量后的累积数额也不小,因此谈判往往围绕几角几分来计议。 坐在对面的5位谈判专家,都是从地方医保部门遴选而来,谈判专家组组长提示报价开始后,张晓阳立即紧张起来。在正式报价之前,谈判专家组组长打开了一个信封,拆去信封上的封条,里面的纸上写了一个数字,5位谈判专家一一过目。 作为谈判的另一方,张晓阳当然无法得知这一数字,需要通过两次报价去猜。 若两次报价都比医保局给出的“信封价”高15%,药企直接出局――企业的报价必须低于“信封价”才能谈判成功。 “这对企业来说压力是巨大的,谈都没得谈了。”张晓阳说。 第一次参加国谈时,张晓阳的产品是一款抗癌药,同类产品已有竞品在医保目录内,且进入医保后放量明显。“在正式谈判之前,局里给的信号也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有竞品在目录内了,再纳入新的产品,价格肯定要有诚意。” 谈判时,张晓阳对面的谈判专家组组长在业内有“老法师”的称号,是一位谈判高手。过程中,“老法师”不时会说“离预期还有一点差距”“还需要再努努力”“希望给出更有诚意的价格”,紧张感持续攀升。 事实上,每年的医保谈判,不管是对药企,还是对医保方,过程都不轻松。全国各地遴选出的25名医保部门的谈判专家,分成5个小组进行谈判。虽然规定的每场谈判的时间是30分钟,但不少谈判要超时。例如,吉利德科学前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罗永庆在谈一款丙肝药时,就花了2小时。 上海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原处长龚波2020年担任医保谈判小组组长,3天一共谈了33场,大部分都在规定的30分钟内谈完,也有少数产品超出了谈判时间,“为了参保人员,如果觉得可能降,我再谈5分钟10分钟,绝对是值得的。” 张晓阳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医药行业尤其是创新药行业非常普遍。医保谈判是一年一度可以让自家产品进入医保的窗口期,机会难得。但药企面对的是国内最大的医疗支付方,如何报价才能保证进入医保的同时价格还不太低?谈判过程中抉择的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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