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一个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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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国宝
2025年11月上旬，高海燕与志愿者团队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的米脂中学和牛家梁初级中学，参加“K12国家义务教育AI智慧教学公开课”。她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和老师们深入交流，并对教学设备提出优化建议。
高海燕是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常乐堡煤矿”）的老板，今年70岁，一头干练的短发，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风风火火。这个形象很难让人将她与“煤老板”这个时代色彩浓厚的标签联系起来。
AI智慧教学是高海燕于202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春苗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目前，“春苗计划”已在榆林地区资助8所乡村学校试点AI智慧教学，涉及近4000名中小学生和250余名教师。
榆林是高海燕的祖籍。20世纪30年代，她的父亲曾在米脂中学就读，不过，高海燕从小在新疆长大，1978年考上大学，之后读了硕士、博士，毕业后成为公务员、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后加入和记黄埔，再后来投资创办企业成为煤老板。
高海燕说，她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上，她都做过大胆的选择，却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煤老板。
回乡投资
高海燕小时候体弱多病，因此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在插队期间，一件小事，让高海燕意识到钱的重要性。村里一位老乡因为孩子弄丢了两块钱，便狠狠地追打孩子，高海燕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块钱递给那位父亲，让他放过孩子。
从那时起，让乡村摆脱贫困、改善乡村教育成为她的一种心结。
插队期间，高海燕白天在农田劳作，晚上挑灯自学。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高海燕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她说，选择经济学有两个原因，一是父亲留给她一本在“抗大”使用过的《资本论》，这是她下乡插队年代的“圣经”；二是她认为，只有学好经济学、掌握了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高海燕的硕士、博士阶段分别在武汉和北京就读，博士毕业后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高海燕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相关，想要改善经济，首先要改变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香港回归，高海燕赴港研究香港经济。之后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产权经济理论创始人张五常。
结束香港大学的访问后，高海燕作为专才留在了香港，加入和记黄埔集团。在和记黄埔期间，高海燕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协助和记黄埔投资上海港、盐田港，参股跨国公司，帮助宝洁等国外品牌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陕西省赴港招商团打听到高海燕的祖籍在米脂，辗转找到她，希望引进和记黄埔等财团投资榆林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海燕努力说服老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陕西省的招商人员随后动员高海燕回乡创业投资。高海燕动心了，她觉得应该去尝试，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她相信，只有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决定回乡前，高海燕拜访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认为她适合待在和记黄埔，而不是投资创业。南怀瑾告诉她，市场就是江湖，江湖的规则是“人吃人”，想要创业，首先要把自己从一只羊变成一只狼，否则很快就会被狼吃了。
高海燕自认在和记黄埔的十年已学到了经商之道，市场未必有南怀瑾说得那么凶险。但她显然忽略了一点，和记黄埔的光环为她遮挡了太多风雨，使她的商业之途看起来顺风顺水。
2003年，高海燕以外商身份首次回到榆林。政府先后动员她接手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厂、毛纺厂，但高海燕因不熟悉行业而作罢。最后，在好歹做一个项目的劝说下，她接手了一座濒临破产的国有小煤矿。
就这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体制内和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高海燕，开始了与过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出道遇挫
高海燕接手的人民煤矿是一座年产仅15万吨的小型国有煤窑，有100多名在职工人和150名伤残工人，还背负3700万元债务，濒临破产。
当时煤炭坑口价仅有20―30元/吨，榆林多个国有煤矿存在经营困境。政府原本希望高海燕多接手几座，但因资金有限，她最终只接手了人民煤矿。
2004年7月，港资企业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矿业”）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持股70%；职工方出资2130万元，持股30%，对人民煤矿进行改制。中信矿业由高海燕及其丈夫谢和平全资拥有。
2005年1月，在人民煤矿基础上，常乐堡煤矿正式注册登记，中信矿业持股70%，代表职工的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乐工贸”）持股30%，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由谢和平担任，原人民煤矿矿长张新田任总经理。
按照改制协议，常乐堡煤矿产能需要扩大至120万吨/年。改制完成后，高海燕奔走各级部门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采矿许可证等事宜，常乐堡煤矿日常运营由张新田为首的原管理团队负责。
早在2004年底，港资企业安哥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安哥拉公司”）几名代表找到高海燕，表示想入股中信矿业，再以中信矿业名义在陕北收购更多煤矿。当时，常乐堡煤矿因技改扩产需要大量资金，高海燕缺少资金，所以她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将中信矿业50%的股权转让给安哥拉公司。高海燕说，协议约定三天完成股权过户，十天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股权过户后，安哥拉公司既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未按约定注资。
高海燕说，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限到期后，她一直催促安哥拉支付，但对方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此后，双方围绕中信矿业50%股权进行了多年诉讼。
2005年11月，常乐堡煤矿法人代表变更为安哥拉公司的代表吴之刚。高海燕说，这次法人变更，她和谢和平完全不知情；发现这一变化后，她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变更。
2007年1月，常乐堡煤矿的法人恢复为谢和平。
2008年3月，常乐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月20日，因治水、复工及公司治理等问题召开董事会，高海燕作为大股东要求对过去三年的账目进行审计，在现场，高海燕与张新田吵了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高海燕夫妇准备飞往西安，在机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雇人殴打张新田”为由控制。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当地一位商人找到高海燕的家属称，只要再转让中信矿业剩余50%的股权，高海燕夫妇即可获释。家属为救人与该商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不久，高海燕的家人与张新田达成和解，当地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决定，高海燕和谢和平离开看守所。
2009年5月，安哥拉公司和当地商人分别将中信矿业50%股权以1.5亿元和1.4亿元的价格转至张新田名下。
至此，张新田拥有中信矿业100%的股权，并成为常乐堡煤矿实际控制人，高海燕和谢和平失去常乐堡煤矿的所有股权，仅谢和平挂了一个“法人代表”的名头。
失而复得
2008年，山西启动煤炭资源整合，大量民营煤炭资本撤出，转向房地产、股市、影视、金融等领域。2010年，山西煤老板丁书苗投资5000万元拍摄新版《红楼梦》，2012年导演宁浩携山西煤老板资金拍出《黄金大劫案》。
当山西煤老板风光退场时，陕北煤老板才刚刚崛起――2008年，榆林神木县一度诞生10位亿万富翁。但随着后续去产能政策收紧，陕北民营资本也开始撤离煤炭，大量涌入楼市与民间借贷领域。
失去煤矿后，高海燕于2009年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启动司法程序。她之所以能在“净身出户”的情况下使用法律武器，主要得益于早期股权合同中关键的一条约定，中信矿业的股权纠纷适用香港法律管辖，这成为案件在香港立案的依据。
2016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上述当地商人与高海燕家属签订中信矿业50%股权交易无效；同年，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安格拉公司使用不当手段获取中信矿业50%股权，构成违约，中信矿业50%的股权仍属高海燕和谢和平所有。由此，高海燕夫妇从法律上确立了对中信矿业100%股权的控制地位。
就在香港和内地司法诉讼期间，常乐堡煤矿控制权多次生变，2011年底，张新田及部分改制前的老员工将他们持有的常乐工贸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小平等五名自然人，刘小平等人间接获得常乐堡煤矿30%股权；2014年底，张新田持有的常乐堡煤矿70%的股权被陕西省高院强制执行给自然人刘小平，刘小平取代张新田成为常乐堡煤矿实际控制人。
由于香港法院裁定了中信矿业股权仍属于高海燕夫妇，后续常乐堡煤矿股权的交易也被裁定无效，中信矿业仍为常乐堡煤矿持股70%的股东。
2017年11月，常乐堡煤矿法人代表由谢和平变更为梁晓刚。即便是高海燕拿回煤矿的控股权，仍无法实际控制煤矿。据高海燕介绍，梁晓刚表面不属于任何一方。
针对这次法人代表变更，高海燕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提出行政复议，国家工商总局作出不予支持高海燕行政复议的结果后，高海燕又向北京高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11月，北京高院终审判决撤销变更，恢复谢和平法人代表身份。
从2004年到2019年，历经十五年诉讼，高海燕拿回中信矿业的股权和常乐堡煤矿的法人代表。但当时煤矿由刘小平实际控制，高海燕又花半年时间申请强制执行清场。2020年5月28日，高海燕带领新的管理团队正式接管常乐堡煤矿。
高海燕说，通过司法途径追回煤矿期间，她用了八年时间为常乐堡煤矿办理了扩大矿区面积的探矿证、采矿证等手续。为了打官司和办理矿权，她卖掉了北京和香港的多套房产，还向朋友、亲戚借了不少钱，打官司的最后几年，她已身无分文。
坚持下去
自2005年成立以来，常乐堡煤矿因一直未按改制时设计的产能进行技改，已经于2018年被关停。高海燕接手时，煤矿停产，公司账户的资金被转移，且高海燕打官司已耗尽家产，没有能力完成技改让煤矿达到复产条件。
2020年，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高海燕先后追回约4亿元现金。凭借追回的资金，常乐堡煤矿投入超过3亿元完成176项技改工程。
2021年5月，常乐堡煤矿通过陕西省煤监局技改工程竣工验收，取得核定产能120万吨/年的批文，并顺利复产。彼时，煤炭价格一路暴涨至1200元/吨，常乐堡煤矿复产当年即实现盈利。
高海燕说，常乐堡煤矿虽只有120万吨/年的产能，却实现了全机械化开采，并采用固体充填技术，通过将煤矸石、粉煤灰等固废按比例混合成浆体回填采空区，可以有效解决地面塌陷和复垦难题，固化后硬度甚至超过原煤层，能大幅提升矿井稳定性。但也使得采掘综合成本达360―370元/吨，比传统采掘方法高出百余元。
常乐堡煤矿有员工520余人，其中一线工人400人左右。2021年，常乐堡煤矿盈利后，高海燕陆续补发拖欠多年的员工工资，并清偿了外债，第一次给小股东分红。
2021年5月，高海燕用自己的分红发起“春苗计划”， 开始实现助力乡村教育的梦想。
2023年以来，煤价断崖式下跌，2024―2025年坑口价徘徊于500元/吨左右，高企的采掘与充填成本使利润空间急剧收窄，企业经营压力陡增。
行业整体下行，高海燕开始转型。2024年，她投资成都爱易佰科技（K12 AI教育全科体系），持股30%；为天津大学机器人视觉项目投资500万元；为深圳松山湖园区高科技基金投资100万美元，并参与多个香港科技项目。
她表示，投资科技项目的核心目的是为“春苗计划”建立一个不依赖煤炭周期的稳定资金来源。一旦这些项目进入稳定回报期，她不排除会逐步退出煤炭行业。
真正让高海燕萌生退意的，不仅仅是行业下行，还有常乐堡煤矿的两个现实问题。高海燕介绍：
第一，常乐堡煤矿紧邻常乐堡村，扩大矿区面积后，部分采矿区位于村庄下方。村民因担忧安全多年上访，当地政府要求煤矿出资搬迁村民。高海燕测算，搬迁费用至少需要6亿元，煤矿无力支付。
第二，2021―2023年，常乐堡煤矿享受西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共减免2.59亿元。2025年11月6日，当地税务部门下发通知书，认定其为外商投资企业，不符合优惠条件，要求全额补缴税款。
高海燕算过一笔账，目前吨煤净利润仅几十元，全年利润不过几百万元，既补不起税，也承担不起村庄的搬迁费用，更不可能同时承受两项支出。若未来彻底失去税收优惠，煤矿甚至会陷入亏损。
2020年刚拿回控制权时，煤价正高，朋友们都劝高海燕卖掉套现，当时她低估了后续的经营难度。如今煤价腰斩、科技投资尚未到收获期，煤矿估值大幅缩水，她进退维谷。
在常乐堡煤矿的办公室里，这位年过七旬的经济学博士望着窗外整洁的矿区，轻声说，只要阵地还在，就有希望，“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辈子到底在坚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