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墨池：穿梭于中西方的价值“摆渡者”｜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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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何墨池：穿梭于中西方的价值“摆渡者”｜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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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年前，当23岁的瑞典青年Mats Harborn站在北京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时，他或许并未想到，自己将亲历并参与塑造这个国家最为波澜壮阔的经济崛起。
2024年10月，已成为传拓集团（大众汽车集团旗下商用车业务）中国办公室总代表的何墨池，在江苏如皋斯堪尼亚全新工业生产基地的开业仪式上，和中国记者熟稔的打招呼“吃了吗？”，儿化音分外标准；向嘉宾敬酒时，他把酒杯放低一分的动作，让对方吃惊。
从Mats Harborn到何墨池，这个“中文说的极溜的老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带着这份疑问，2025年深冬的北京，记者在位于北四环的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办公楼内传拓中国办公室见到了何墨池。何墨池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工位办公。以传拓集团中国办公室总代表的身份，何墨池只是获得了比普通员工稍大一些的空间。
对何墨池的采访以中文进行，沟通效率很高，但思想节奏的跟随并不轻松。因为坐在何墨池对面仅十分钟，记者就意识到，这位瑞典人正在打开看待中国的另一个视角。他没有像大多数外企高管一样，将谈话重点放在对中国发展速度的惊叹和论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上。而是坦诚地将40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洞察和分析一一道来。他的表述忠于本心，既分享对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观察，也不回避因其独特的“中国洞察”而促发的各种深层次行业讨论。
这一切都源于何墨池40多年穿梭于中欧商政两界的实践，他涉足多个行业领域，拥有多重重要身份。从1982年为了弄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而启动实地体验开始，何墨池做过瑞典汽车企业和瑞典银行的中国代表，从一本中国黄页开始，参与并推动了欧洲“公路之王”（斯堪尼亚重卡）在中国从早期市场探索到最终实现本土化生产的漫长征程；参与过瑞典企业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宣传；协助多家瑞典企业开拓中国业务；做过众多欧洲企业的演讲嘉宾，在西方媒体立场之外，呈现真实的中国。更重要的经历是：他相继担任中瑞、中欧商务机构主席，被称为“懂中国痛点”的欧洲商务代表。当全球对投资中国观望气氛浓厚时，何墨池积极推动斯堪尼亚在华投资20亿欧元，打造其全球第三个工业生产基地，，以此向外界传递“现在是投资中国最佳时机”的信号。
严格意义上说，何墨池在中国的经历分为两阶段。前一阶段他并未“钟意”于这个国家，他始终惦记着回老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却一次次被“开辟市场”的邀约拉回中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历史性的机遇让何墨池放弃从政执念，他希望亲眼看着这个东方大国如何一路“打怪”，解决一个个难题。他积极参与其中，并发现年轻时的梦想正以另一种更全球化的方式落地。
“很少有人一辈子能有那么多机会参与影响那么大的事情”，在中国的丰富经历让何墨池颇有成就感。他十分肯定：如果重回当初，依然会选择来到中国。如今，当何墨池为全球多所高校和企业做有关中国的演讲时，他经常会想起高中毕业时问过老师的一句话：“我学的中文和亚洲历史用得上吗？”老师的回答是：“你会成为中国和瑞典之间的一座桥梁”。
一个瑞典青年的中国课题
对于为何会来中国，何墨池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故事的开始，和一个瑞典青年的困惑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何墨池在瑞典政治研究院图书馆做兼职助理，利用馆内丰富的中国期刊资源，他为瑞典企业做中国市场调研。一份关于冷热交换器的报告，直接促成了阿法拉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2025年，当何墨池在进博会上遇见这家企业时，对方仍感激于他当年的那份报告。但老师当时却提醒他，“这种理论论证很难让人信服。如果想继续从事顾问工作，建议你先去中国住一段时间。”
前往中国的另一个理由来自于政治理想。当时的何墨池对从政、社会治理充满热情，他顺利当上瑞典自由党的分会主席。但党内一项针对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负面判断让他感到困惑，“在没有了解外界的情况之前，我不能当政治家，”何墨池回忆说，老师的建议加上“不了解就表态”的党内决议，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去看看真实的中国。1982年，何墨池参加了北京语言学院的短修班；1984年，何墨池正式申请到人民大学一年的学习。
初到中国的感受是复杂的。“非常失望。”他坦言，“中国确实非常落后，也很封闭，那种我在书里念到的中国文化也看不到。”但另一个感受更深刻：“人都非常热情。”在中国开放早期热情与封闭交织的氛围中，何墨池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第一段观察。
来中国前，何墨池并非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高中时，他远赴英国游学，听取老师建议选择了中文和亚洲历史，这是欧洲首次在高中开设亚洲历史课程。他那时对中国根本不感兴趣，但从中国香港回来的历史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亚洲是未来”。在何墨池第一次去中国前，大学里东方语言系的一位中文老师，以自己的闽南语母语音译了“Mats”，得到了这个即使放在中国也颇为出众的名字――何墨池。
这些看似偶然的经历，其实都埋下了伏线：中国很早就已成为何墨池人生的必选项。
一本黄页和“难回”的老家
可想而知，80年代的人大管理学并没有为何墨池带来新的知识增长，但对于他更感兴趣的社会学研究而言，中国无疑是个不错的样本。在了解这个国家的同时，何墨池也结交一些至今都保持联系的中国朋友，经历了晚上穿着军大衣带着帽子口罩、全副“伪装”的和中国女同学在校园里畅谈政治，最后回留学生楼被拦住的有趣记忆。他手机里存有一张在中国留学时的照片，那是一个金发蓬松、意气风发的帅小伙，与朋友们搂着肩膀，肆意的笑着。
何墨池的计划是在人大学习一年就回瑞典继续“搞政治”，但从瑞典出发前，他给瑞典中国商会的会员企业写了信，本意是自己即将前往中国，如需要帮忙可以联系他。1985年，斯堪尼亚找到了何墨池，邀请他成为该品牌在中国的第一位首席代表。这一年，何墨池24岁。他回国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在回到斯堪尼亚瑞典总部短暂学习三个月后，何墨池被派回了中国，“我的老板给了我两个任务：建立代表处，探索新客户。”当时斯堪尼亚在中国只有林业部一个客户群体，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现代的市场调研工具，何墨池拿起黄页电话本，一家家联系中国的运输公司：“你们用不用进口品牌？做不做集装箱运输？做不做港口运输？”三个条件满足，他就带着总部同事登门拜访。
凭着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他们定下目标：五年内，从大连到深圳的每一个大港口都要有斯堪尼亚的牵引车。1989年，这个目标提前实现，红头车队和绿头车队开始在中国海岸线上奔驰。
目标达成后，“想学点新东西”的何墨池在1989年返回瑞典。在斯堪尼亚总部工作三年后，瑞典商业银行的一通电话，再次把“去中国”的机会摆在何墨池面前：瑞典商业银行正在寻找新的中国首席代表，但他们“想把一个懂中国的汉学家培养成一个银行家，而非给一个银行家从头培养汉文化”，“懂中国”的何墨池成为最佳人选，正想转型的何墨池接受了这一邀请。
1992年再次回到中国时，何墨池明显感觉到了变化。从前与中国朋友吃饭都是他掏钱，现在变为AA制了。他笑称在2004年又一次回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是餐桌上最穷的了。
在银行业做了5年后，1997年何墨池再次萌生退意，“我想当政治家，我想回去”的想法依旧强烈。但就在他签下合约准备回马尔默老家工作时，命运又一次把他留在了中国――瑞典驻华大使亲自找到他，希望他担任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他拒绝了两次，第三次被说服了。于是，1997年到2000年，何墨池的身份是“瑞典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瑞典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帮助了很多企业，现在他们的业务都已经做得很大了。”何墨池的中国经验成为稀缺资源，他开始成为瑞典企业争相邀请的演讲嘉宾。“沃尔沃重卡经常邀请我到哥德堡总部演讲，讲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去过很多次，认识了多位关注中国市场的同事”。
到2000年时，何墨池已经在中国待了13年，由于担心被贴上“只懂中国”的标签，39岁的何墨池再度回到瑞典，拓展自己的能力“宽度”。他成为Ecolean AB的市场和信息总监，两年时间内，他将Ecolean打造了成果汁和乳制品行业的驰名商业伙伴和可持续包装方案的提供者。
回顾往返于中国和瑞典的前16年，何墨池始终未放下从政的执念，但他也从未拒绝深入探索中国的机会。或许何墨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与其说是各种企业的邀约让他不得不留在中国，不如说是他一直热衷于利用自己的所知所能，主动希望在中西方经贸合作中发挥作用。
“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
在何墨池体验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中，2001加入WTO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之后中国没有回头路，只有全面开放。所以加入WTO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球。”何墨池说。
这一年，何墨池在瑞典做了一场演讲，最后一句话是“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你还什么都没看到呢，意指更吃惊的还在后面）。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判断：“中国的变化会巨大的，大家都要做准备”。他此时或许并未想到，此后二十年，他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巨大的变化过程。
同样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第二年，何墨池在瑞典成立了“Mats顾问公司”，他接到的最重要的一单业务又和中国有关――“瑞典政府给了我一个任务，去作为瑞典企业参与中国奥运会宣传的平台”。 2004年，当斯堪尼亚决定在北京成立新的代表处，全力进军中国市场时，何墨池成为了领导这一拓展任务的理想人选。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邀约，再次回到中国。
自此之后，那个一心想当政治家的瑞典年轻人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深度参与中国发展的商业领袖。“越来越主动（留在中国），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发展阶段。不仅是见证，还能参与这种发展，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这个环境。”何墨池说。
从2004年开始，何墨池迎来职业生涯高光时段，他以一把手的身份持续掌管斯堪尼亚中国业务20年。2007年，斯堪尼亚成为中国第二个独资汽车进口商。2020年，在中国放开汽车领域外商投资股权限制后，在何墨池的大力推动下，斯堪尼亚启动了在中国基地投资计划。这期间，大众完成了对斯堪尼亚的收购，并成立了拥有四大品牌的商用车集团――传拓集团，何墨池在2024年成为传拓集团中国办公室总代表。2025年10月，一座拥有北欧风格的汽车基地在如皋落成，斯堪尼亚斥资20亿欧元建成了海外最大基地，涵盖研发、生产和采购完整链条，这里生产的车辆未来将销往全球市场。
斯堪尼亚成为中国放开股权限制后，首家获得全资卡车工厂生产许可的欧洲商用车制造商。何墨池表示，在中国建立完整基地是一直是他的目标。“汽车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已经转到中国，通过整合中国在电气化、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尖端技术，我们能够为集团构建源自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们在中国的研发部门会继续扩大。”
在外资普遍提高不确定性风险的当下，这一投资成为“看好中国市场”的公开表态和标志性事件。通过敏锐地抓住中国开放政策的红利，斯堪尼亚实现了全球战略和中国机遇的有效协同。2025年11月，斯堪尼亚与传拓集团发布了第一款针对中国长途货运市场全新开发的牵引车，何墨池全程用中文主持了发布会，台下最多的声音是：“这中文水平，没在中国待二十年学不来。”
巨变之下：“价值导向”思维与外企责任
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抑或是社会学研究爱好者，何墨池一直在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谈及过去2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何墨池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一步步成为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国家”。2013年，何墨池参加了一场汽车行业大会，一家自主品牌的创始人站起来说，中国车企要纠正造车就是组装零部件的认知，要懂得造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成项目，不掌握“know how”，永远生产不了像西方国家那种品质的汽车。这段话取得台下共鸣，也让何墨池印象深刻，被他当作中国开始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标志。“从13年到现在，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是没人能想象到的。”
“创新能力托举出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何墨池感受深刻的另一重变化。他提到动画片《哪吒》，赞赏导演饺子让每个角色有了灵魂，他认为《哪吒》证明中国整体文化已经提升到国际水平，中国文化开始在动画片里得到释放。对何墨池而言，他43年前初到中国时想要看到的东方传统文化，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面前。
“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何墨池最感同身受的变化。1982年初入中国，他感觉“中国人和外国人好像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但过去25年间，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何墨池与中国朋友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不过，他仍然会因为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而在处理某些人际关系时有被“卡在中间”的困惑感，他坦言“确实很难做决定”。
不过，作为深入政商两界的企业家，何墨池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的各种“增长”，还有增长背后的隐忧。他认为，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生产能力是美国、日本、德国加在一起，但从“生产规模”向“价值创造”的转型仍在进行中，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仍存误区：“什么叫价格？你怎么定一个价格？简单的理解为“成本加上毛利率”是错误的。”
“价格并不由生产成本决定，真正的价格只反映一个东西：就是你的价值，而价值由客户决定”。何墨池强调，所有的商品最终的客户主要是两个：消费者或者政府，因此价格取决于你能满足他们哪个层次的需求，基于你解决痛点的能力。
在他看来，这种“价值导向”思维是中国企业亟待补上的一课。对于目前部分行业过度依赖价格策略的现状，何墨池提醒，企业必须将重心从“价格竞争”转为“价值竞争”，聚焦于客户更深层的需求。这不仅是可持续的商业策略，也关乎长远的环境与社会责任。事实上，何墨池的担忧并不是少数派观点，将竞争维度从价格提升到价值，正是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课题。
基于此，何墨池不认同“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黄金期已经结束”以及“（外资企业）需要等中国市场能接受西方价值理念再进来”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此时是投资中国最好的机会。“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外资企业要扮演助推中国形成‘价值理念’的角色。”
中西方价值观的融合，是何墨池希望看到的状态。他认为，现在不是西方抱怨的时刻，要真正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共同参与中国经济模式的完善。“这是外资企业的责任和利益所在，因为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全球非常重要。”
刚刚投产的斯堪尼亚如皋基地成为以上观点的实践。它向其他海外企业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基于对中国市场深度理解的价值投资正当时。何墨池坦言，这一投资的“含金量”，将在未来五年被反复审视。但聚焦中高端市场的斯堪尼亚很坚定：“我们不会以价格跟中国的竞争对手竞争，我们将靠价值竞争。”
另一方面，何墨池认为中国在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和10大重点发展领域“非常聪明”，其取得的成果已经让欧美意识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何墨池预测，未来5年可能呈现融合状态：西方国家会更多采用主动性的产业政策，而中国会慢慢懂得怎么用价值定价格。
笃行的“摆渡人”
虽然放弃了回瑞典从政的目标，但何墨池在中国找到了更大的政治舞台。从2005年开始，何墨池相继担任了瑞典驻华大使馆参赞、中国瑞典商会主席、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商用车委员会主席、欧盟商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代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这些岗位给了他深度参与中欧商贸互动并将自己政治主张落地的机会。
2017年至2019年5月，何墨池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高中老师的预言成真，他成了连接中国和整个欧洲之间的桥梁。何墨池坚持积极务实、互惠互利的中欧贸易合作，这种风格得到中方的肯定，他收到的中方评价是：“你是了解我们痛点的，而且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这是我们希望达成的中欧关系”。
这种“建设性”的态度，也正是何墨池得以成为中欧之间“摆渡人”的核心特质：他既不是单纯的批判者，也不是无条件的赞美者，而是一个基于深度理解提出改进方案的参与者。“我不一定是团队中最懂中国的人，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新闻的话，我能感觉出这个新闻背后的意义”，何墨池说，这是一种“直觉力”。
不过，这种能力带来的不仅是认可和成就感，还有困惑。何墨池坦言，虽然经历很丰富，但他也曾有过“孤独感”。半生往返于中欧之间，在有关中国话题上，受限于了解渠道的单一，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缺少同行者的。不过，随着彼此了解的增进，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瑞典，与他有共识的人越来越多。
当记者问Deepseek “政治家会有孤独感吗？”其中一条答案是：“超越时代的视野’会带来一种思想上的孤独。孤独是清醒的来源，是和历史对话的必然状态。必要的孤独是领导力的代价和条件”从这一角度来看，那个有政治抱负的青年从未走远，何墨池一直以另一种方式坚持着自己的人生定位。
接下来，除了继续投身中国业务发展，何墨池也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跨文化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分享。何墨池爱好演讲，这种演讲从他第一次从中国返回瑞典就开始了。目前他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场合讲中国问题，他给记者列举自己收到的“邀约”：早上6:30给巴西的MBA课程在线授课，下周二在哥德堡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讲中国的电气化发展。他还希望可以写一本书，，通过清晰的叙事，系统阐述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为消除有关中国议题的争论提供思路。而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推动中西方取得更有建设性的共识。
“我想帮助中国经济拥有一个更加可取的发展模式，我希望西方企业能在中国起到更加建设性的作用，我也希望西方的政治家有一个更平衡的对中国的理解”，何墨池说，他要提醒欧洲的公司，从现在开始不能把欧洲作为世界的中心了，G7跟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比值已经是1:1，要想成为国际化公司，必须跳出欧洲思维，有更开阔的视野。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这样的摆渡人，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
让中西方价值观“美美与共”的期待，已融入何墨池日常。据助理介绍，何墨池有个习惯，每到中国新年，都会写一个对中国的新理解。对每一个生肖，他也会从他的角度去介绍，同时又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他在中西方文化中平衡和切换着自己的角色，“中国的我和瑞典的我已经融合了。”
此外，何墨池保持着挑战新事物的热情。2025年夏天，何墨池带着全家去张家界旅游，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64岁的他竟然尝试了蹦极。作为第一批有了解中国的欲望且付诸实施的欧州探访者，何墨池的“中国之旅”何尝不是一次漫长的自我挑战。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40多年前，何墨池因为坚持“只有了解才能做决策”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成了他人生的主题之一。如今，他带着对中国的全部理解回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在真相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肯定是，无论以什么身份，何墨池都将持续搭建那座连接东西方桥梁。
那个拿起背包“远游”东方的瑞典青年仍未停下脚步，这个“很长的故事”也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