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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少年在凌晨两点打赏）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庭审辩论环节，12岁的李某1出现在互联网法庭的屏幕里，他低着头不说话。屏幕对面的法官把背景图从庄严的国徽换成了柔和的绿色，轻声细语问他，你今年几岁了，上几年级了？李某1慢慢抬起头，愿意回答问题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某1是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小孩，聊到充值打赏时会害羞。当法官问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充值的”时，李某1有些慌乱，抬眼看了一眼身边的爸爸。
爸爸在外地打工，李某1和爷爷生活在家乡。爷爷70多岁，身体不好，有一天去查社保卡里的养老金，发现只剩2元，吓了一大跳。爷爷打出账单明细后发现，李某1在10天内，给一款游戏充值了1.4万元。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这是一场仅由未成年人、家长、互联网公司法务和法官几个人参加的小型线上庭审。因为被告游戏公司所在地为北京，2023年，李某1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2024年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不会出现未成年人的真实姓名，而是用李某1的代号替换，与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是他的家长李某2。
这样的案件，近年来正在快速增加。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透露：2023年，该院受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189件，而2024年1—5月已受理245件。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充值打赏类已成为第一大类，占比超过68%。在这些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最小的仅有4岁，涉案金额最高的为310万元。
互联网公司的诱导消费设置和实名认证系统漏洞，家长的监护缺位，孩子淡薄的金钱观念，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场景增多，乃至充值打赏维权产业链的出现，共同促成了此类案件数量飙升。
在此类案件中，互联网公司往往被判定承担主要责任。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有86%经过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
但打赢官司，并不意味着充值打赏行为彻底结束。在游戏公司退完款后的10天内，李某1再次充值，导致他的家长又一次要求游戏公司退款。
深夜打赏
李某1的充值经常发生在凌晨2点。对此，毛春联并不意外，毛春联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助理、参与办理过多起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她说，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都发生在深夜。
法庭上的少年们告诉她，因为家长的管理太严格，只有趁家长睡着时，他们才能偷偷把手机拿过来玩，玩着玩着就上头了。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一般在10岁至14岁，也会有一些年龄更小或更大的孩子。比如有一个8岁的小孩，一晚上给某主播打赏了17万元。
大部分未成年人对钱没有概念。法官问上述8岁小孩，父母挣钱不容易，为什么这样挥霍。小孩说，他以为打赏的礼物只是小星星，不是钱。
法官也问过一个10岁小孩，为什么要在游戏里充钱。她说，想要那套游戏角色皮肤，皮肤旁边标注了500金币，她按照提示就点下去了。她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接触过真实的钱，也不知道在游戏里花的是钱。
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在未成年人群中很普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1108个未成年人中，每月充值打赏金额在100元以上的未成年人占比45%。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游戏充值类更多，但直播打赏类的涉案金额更高。游戏充值一般在2万元以内，但直播打赏动辄2万元起步，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打赏金额也不罕见，目前最高的一笔打赏金额为310万元。
不过，与成年人寻求关注与恋爱感觉的诉求不同，未成年人更爱为游戏技术好的主播打赏。有一个男孩，给和自己玩同一款游戏的主播打赏了几万元，因为主播操作很溜，他看得很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随便花的钱，是家长几个月的收入。
86%的案件会判退款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通常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互联网公司。之前主要是游戏公司和短视频公司，今年新增了漫画公司、音频公司、社交APP公司。
一般而言，互联网公司遇到未成年人充值的情况都会退款，能走到起诉阶段的案件，大多是因为他们对未成年人的身份有质疑。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有86%的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剩余14%未判退款的，主要是因为案件证据不足以证明充值打赏是未成年人做出的。
在一起家长起诉某互联网公司的案件中，庭审环节需要未成年人说明情况，法官叫了孩子3次，孩子却始终不愿露面。这起案件因为无法认定充值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最终家长选择撤诉。
不过，有超过90%的未成年人愿意出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了损失，希望能够挽回。
对法官来说，未成年人出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充值打赏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很难有直接证据。但与未成年人对话时，法官可以判断充值打赏是否为本人操作。
有的未成年人，在法官问他其他话题时一声不吭，但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