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张伟滨：要想办法让老百姓信任集采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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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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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百姓来说，药价低他们是肯定欢迎的，但他们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担忧集采药‘低价低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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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张伟滨告诉经济观察报，2026年全国两会，他将重点建议破解集采药品“低价低质”公众信任困境。
张伟滨是医疗界别的委员。此前，他撰写的《构筑“规模化、规范化”医疗护理员行业的健康生态圈》获得了极大关注，已被国家卫健委采纳。每年两会，他都坚持提自己熟悉领域的建议，希望发挥专业知识为民发声。
药品集采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极大热议。2025年年初，有上海专家在上海市两会期间反映某些集采药品“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可能存在质量风险，有关部门派员赴上海市调研了解情况。张伟滨也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这一事件，他认为，集采一定会被执行下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集采这件事做得更好，消除老百姓和医务人员的疑虑。
“我自己就吃集采药”
经济观察报：你针对集采话题做过相关调研吗？公众对集采药品的担忧主要是什么？
张伟滨：我做过调研。一方面，我查阅了大量和集采政策及执行情况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分别针对身边的患者、医生和健康人做了调研，了解大家对集采的看法。老百姓在用药时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看病吃药少花钱，甚至最好不花钱；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吃的药要有效果，不然就白吃了。
过去，集采有过以价格为导向的时期。对老百姓来说，药价低他们肯定是欢迎的，但他们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担忧集采药“低价低质”。中国人有种既定观念，“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其实，集采的目标和老百姓的希望是一致的，就是让老百姓用得起药。目前，集采已累计节省四千多亿元医保基金，这不是个小数字，它客观上降低了国家的医疗负担。现在，集采已经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是一定会被执行下去的。
经济观察报：你在临床上遇到过对集采药品有疑虑的病人吗？
张伟滨：有很多。出门诊时，我常遇到专门来开进口药的病人。有时，我会告诉对方：“你要的进口药没进集采，所以给你开的是带量的药。”有些病人会说：“我不要这个，我宁愿自己花钱去买进口药。”有些病人接受是接受了，但多少是有点不高兴，觉得医院没有好药了。
这种情况下，我会告诉他们，要有信心，要相信国家能让你吃的药肯定是好药，而且能减轻你的负担。
经济观察报：你和他们沟通后，他们能接受吗？
张伟滨：有的能接受。有的就笑笑说：“你们医生说得好听。”还有的人会直接反问我：“你别跟我说好话，你自己吃不吃（集采药）？”
经济观察报：那你生病时会执着于用进口药吗？你接受用集采药吗？
张伟滨：我自己就吃集采药。我有高血压，过去，我吃络活喜（由辉瑞研发的降压药），现在，我吃带量的苯磺酸氯地平片（络活喜的国产仿制药），我吃得蛮好的，感觉血压没什么变化。
所以，遇到反问我的病人，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吃的，我吃得蛮好。”
医生自己也在吃，老百姓就信服了。
经济观察报：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平衡药品质量和价格的做法有观察吗？
张伟滨：美国早就在砍药价了。药过了专利保护期后，降价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要设置专利保护期？就是为了让药企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成本。过了专利保护期后，就应该放开限制，让任何国家的企业都能去仿制，降低药价，让老百姓都吃得起药，这是在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我讲一个做法比较极端的国家，印度。在印度，哪怕在专利保护期内的药品，它照样允许“强仿”，质量不差，价格较低，因为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医疗负担很重。其他国家对印度的这个特殊政策没有办法，但印度老百姓是欢迎这个制度的。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中国病人也会去印度买药。
经济观察报：其实这样的制度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创新药行业发展。
张伟滨：对。中国人口不比印度少，但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印度这样的政策。我们尊重药品专利保护期，这是尊重知识产权，我们参与到药品创新的世界格局中去。目前，中国创新药并不完全是依靠药企自己赚的钱去研发的，我国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药研发有很强的支持力度和很大的政策扶持。当一类新药上市后，政府不会马上对这样的创新药启动集采。事实上，目前的集采针对的往往是有很长临床使用时间的基础药、普药和部分仿制药，一些仿制药对应的原研药已经在中国市场卖了很多年了，这种药和创新药是有区别的。
信息透明，才能破解信任困境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现象是，一些集采未中选的成熟进口药因为市场缩小退出了中国市场，部分公众担心未来很多进口药就用不上了。
张伟滨：从商家角度来讲，出现这个情况不难理解。在商言商，市场份额小了，外企要考虑成本。
的确有一些进口药因成本因素退出集采了。当市面上的集采药物在药效和安全性上足够满足病人需要，老百姓不一定需要自费去购买进口药，那进口药的市场份额就小了。
就好比买电器，过去，我们买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都要买日本货。现在，国产家用电器质量、效果一点不比国外的差，价格便宜，那为什么不买国产的呢？
经济观察报：是否存在因成本因素进不了集采，相比国产竞品又有难以取代优势的进口药呢？
张伟滨：我认为，在现在的集采药中，这种情况是不大存在的。第一，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二，如果一款进口药相比竞品而言在市场上有很大优势的话，即使没进集采，它也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因为我国现行政策一定也会保证其国内市场的，这是对我国病人负责。所以并不是所有集采外的药都做不下去的。
经济观察报：你提出了哪些具体对策来破解部分老百姓对集采的信任困境？
张伟滨： 我认为，应该做到药品集采数据的透明化、传播的精准化和信任的长效化。当老百姓对集采有疑问时，可以去查阅一些公开数据。同时，确保老百姓接收到的传播信息是精确和科学的，不是以讹传讹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去年提出“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的上海临床专家们讨论过集采话题吗？
张伟滨：我没和他们讨论过，但我看过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本意也是希望集采政策能变得更合理，更能满足广大病人的实际需求，更好地监督被集采药企业做好集采药，保证集采药的质量和疗效。我觉得医生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我们不单单要让老百姓知道集采的好处，也要让医生知道集采药的质量是如何保证的，因为医生是具体用药的主体，是要对患者负责的，如果医生对集采过程不够了解的话，那必然会对政策产生疑虑。
我不否认集采中个别药物因为杂质或者别的问题达不到同类原研药的效果。虽然我没有具体做过研究，但我有注意到国家药监局网站上时不时会公布对一些集采厂家的处罚信息。事实上，如果集采药品达不到质量标准了，国家是会取消这些企业的集采产品和集采资格的。
经济观察报：第十一批集采已设置“锚点价”避免极端低价，你认为政策的调整是否能改变部分公众对集采药品“低价低质”的认知？
张伟滨：我认为对集采政策的这种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政策改进之外，我们还必须把这些信息告诉百姓和社会，让大家知道有关部门在通过什么机制去保证“低价优质”。
有关部门在集采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出现过度的恶意竞价现象，要从制药成本上去把控药品价格的合理性。如果有一款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其报价远远低于成本价了，这就是不合理的。低价不能以牺牲成本为代价，因为厂家要生存就必须有利润，否则为了不亏本，企业一定会想办法把成本压到更低，那就有可能造成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问题。
经济观察报：针对已经以合理价格进入集采的药品，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它们降价不降质？
张伟滨：首先，集采药品都需要通过一致性评价。另外，我认为一定要建立一个监督平台，药监局要不定期对集采药品进行质检和飞行抽查，而且一定要抽查正在市面上流通销售的药品，而不是从厂家拿药品去检测。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持续评价集采药品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累积率，并把这些信息上传到政府专门网站上，让老百姓随时能查阅。比如，当病人买到一款集采降压药，他随时可以到相应网站去查，看这个药有没有被药监局稽查过，看它的效果到底有没有保证。这种飞行检查对厂家也是个约束，它们就不敢在过了一次性评价后不继续严格约束自己，就不敢在正式生产环节缺斤少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