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尼山2025｜彭国翔：精神性传统之间亟须对话与交融

（原标题：倾听尼山2025｜彭国翔：精神性传统之间亟须对话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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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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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访并文/李佩珊

在全球性精神危机与文化断裂日益加深的当下，哲学不再只是学术的分类或概念体系，而是一种回应现实困境的方式。

作为兼具哲学家与儒者身份的学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马一浮书院兼任研究员彭国翔长期致力于儒学的当代表述与跨文化阐释。在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的主题背景下，彭国翔在与《经济观察报》的对话中，不仅回顾了儒学如何在历史中不断“因革损益”，也再次明确了其对于“斯文重建”的当代表述方式：“儒家不拒绝他者，相反，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它持续地在吸收、在开放、在对话。”

彭国翔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危机并非仅限于技术层面，更深层的是文化根基的动摇与精神慰藉的断裂。在他看来，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传统，既不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高居并脱离于现实世界之上和之外，也从未沦为一种纯粹世俗化的功利和实用主义。相反，它通过对“终极关怀”的独特回应，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精神传统并列，提供给世人一种可供选择的“安身立命”之道。

对于儒学的这一精神特质，彭国翔以“内在超越”这一概念为例，特别做出了说明。他认为：“一个人若相信这个世界有个价值根源，并且这个价值源头同时在我们心中扎根，与我们的本心和良知是一体的关系，那他的精神世界就既不同于完全世俗化的人，也不同于一神教的信仰者。”这种“内在超越”或“内向超越”不是概念游戏，而是一种切实可感的生命体验，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精神气质。他援引王阳明的诗句――“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以说明儒学“超越”（天理）与“内在”（良知）的一体连续，而这就是《中庸》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儒学如何面对他者？彭国翔明确反对以“话语霸权”或“教条主义”之姿复兴儒学。他强调：“如果儒学复兴是以排斥他者的方式出现，那将是儒家的不幸。”他提出“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这一关键概念，认为儒学从来不排斥多元，相反，其发展正是不断与他者互动、交融的结果――宋明理学吸纳佛道思想，现代新儒学则是在与西方哲学与文化对话中形成的。当代儒者的任务，就是在保持核心价值稳定性的前提下，持续拓展对话边界，从而实现儒学自身的“日日新”。

这种对儒学传统的理解，并非抽象理念，而是源于彭国翔自身丰富的跨文化经历。他曾长期在欧美多所高校讲学，深感“真正有效的交流，只能基于对彼此传统的深入理解”。他坦言：“中西思想之间确实会有碰撞和误解，想要克服，没有巧法可取，只有长期耕耘。”在他的学术图景中，儒家不是一种孤立的东方传统，而是应被放入世界各大传统的整体脉络中，成为“人类精神史上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案”。

从“良知”到“斯文”，从“多元共生”到“内在超越”，彭国翔的学术探索始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交织、技术同质化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时代，儒学不仅要自我更新，更要敢于为人类精神性命题提供选择。他所主张的儒学，不是封闭体系中的“孤明”与“独唱”，而是一种不断回应世界、参与建构未来的公共智慧。“儒学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在天地万物的有机整体中与其他的存在共生共成。”他说。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彭国翔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您的著作《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旨在审视全球视域下儒学与时代的关系。“斯文”于儒家而言不仅是一套价值体系，更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精神。当今技术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并存，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危机。在此背景下，如何定义“斯文”的当代内涵？换言之，儒家文化精神应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被重建，以回应当代的挑战并贡献智慧？

彭国翔：首先我想说的是，对儒家乃至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精神性传统而言，其“价值系统”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然的话，孔子就不会提倡“因革损益”的原则了。事实上，纵观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儒学一直都在向其他思想流派和文化传统保持开放、与之对话，并不断吸收它们有益的成分。儒学吸收佛道二教而有宋明理学的出现，吸收西方哲学与文化而有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即明证。由此可见，“斯文”一方面有其相对稳定的内核，即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斯文”又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同时更是一个动态的自我更新和发展的过程。《大学》所谓“日日新”，就是对此过程的最好的形容。

如今，虽然存在技术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社会也的确面临诸多危机，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与技术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并存的，还有文化的多样性。换句话说，技术的全球化并没有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变成铁板一块，相反，不同文化和民族对于自身传统特质的自觉和认同，反而日益凸显。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同时并存的。

就此而言，儒家的“斯文”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其当代内涵并不需要，也不能脱离其固有的传统价值，尤其是“仁义礼智信”这类的核心价值。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像“仁义礼智信”这样的核心价值，原本就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性。换句话说，这些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儒家用其自身的话语将其提示出来而已。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我们当今要思考和实践的，与其说是要彻底改变“斯文”的固有内涵，就像二十世纪初一些知识人所试图的那样，不如说是要根据时代境遇的特点，在继续吸收世界上其他传统优秀成分的同时，因时、因地来调整实现那些儒家核心价值的具体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斯文、回应挑战和贡献智慧，其实也就是像历史上的儒家一样，遵循“因革损益”原则，一方面立足“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尽可能吸收人类其他文化传统中一切合乎人文与理性的优秀成分，如此便能既不断发展和重建自身，又能不断回应新时代的各种问题。如此不断得以重建的“斯文”，自然也就会作为不断更新的智慧，贡献给世人。

《经济观察报》：您曾提到，尽管儒家传统中不乏如韩愈这般激烈排他的声音，但总体而言儒家并非狭隘封闭，而是对多元信仰表现出高度的宽容与开放。可否请您举出若干历史例证，说明儒家如何欣赏他者之长、包容他者之美？您认为传统儒学给当今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彭国翔：儒家对于多元信仰的高度宽容与开放，历史例证比比皆是。这一点说来话长，我恐怕无法在这里详说。不过，儒家对于世界上不同信仰传统的开放和包容，无论是“事”还是“理”，在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上海三联书店，2023），尤其是《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增订版）中，都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总之，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曾经称之为一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当然，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要看我在书中的具体分析和界定。

至于传统儒学给当今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我也在《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中有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说明。比如说，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闻人冯炳南，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但是，其人其事，尤其是他当时邀请儒、释、道、耶、回五教代表人物撰写《五教入门》，并由自己的出版社“冯积善堂”出版发行，就是一个极为有代表性的例子。冯炳南是一个典型的“儒商”，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他所信奉并身体力行的。但同时，他又能够对包括释、道、耶、回四大精神性传统保持开放并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冯炳南的例子，可以说是儒家“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的具体表现。

在我看来，对于当今多元化的共生共存来说，儒家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所能提供的有益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一种价值系统的信守和践行，不必以对世界上其他价值系统的排斥为前提。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不同民族的人性不乏“人同此心”的共性，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乏“心同此理”的重叠共识，那么，尽可能去吸收和消化其他传统的有益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自身传统的发展而言就是有益无害，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观察报》：您警示过，如果儒学复兴以排斥他者的面貌出现，将是儒家的不幸。在儒家思想内部，我们如何理解并避免可能出现的教条主义或“话语霸权”？儒学历来强调中庸与自省，是否蕴含内在的机制来防范自身走向封闭、极端？

彭国翔：是的，我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儒学复兴以排斥他者的面貌出现，将是儒家的不幸。当然，那也势必将儒家置于“他者”的对立面，无形当中会使“他者”以“敌意”而非“善意”来对待儒家。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的复兴要以排斥别人为前提，那么你首先便以“敌意”而非“善意”待人。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来看，你如何待人，别人便会如何待你。

儒家的历史上当然不乏“排斥主义”的思潮，但如果我们知道从孔子开始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儒家对待其他文化传统的健全心态和立场是“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儒学的核心价值与“教条主义”或“话语霸权”在本质上就是不相容的。就此而言，的确如你所说，儒学本来内在蕴含防范自身走向封闭和极端的机制。这一点，在我以往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反复有所申论，相信是海内外不少儒学同道的共识。

因此，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以儒学自我标榜，只要自我封闭、极端排斥其他传统，恐怕都未能真正明了儒学的精义，未能真正于儒学传统“深造自得”，至少不是一种健全的儒学，更不能将儒学引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康庄大道。

《经济观察报》：在您的学术思想中，强调儒家传统的精神性维度，并提出以“对话式儒学”融入全球宗教对话。在您看来，儒家究竟提供了哪些精神层面的“慰藉”或终极关怀？比如《论语》《孟子》中关于天命、性善的观念，是否可以被视为儒家的“超越维度”？这样的超越性如何满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需求？

彭国翔：儒家传统包含很多的层面和维度，在我看来，其“精神性”的维度极其重要并且尤具当代价值。因此，虽然我关于儒学的研究并不限于这一个方面，而同时包含哲学和历史的维度，但我的确也强调，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传统，今天的儒学应该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和世界上其他伟大的精神性传统展开对话、互动交融。

严格来说，不是说儒家给世人提供了不同于其他精神性传统的“慰藉”或“终极关怀”，而是说，对于那些人类普遍的“终极关怀”，如“生老病死”等，提供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精神性传统（如释、道、耶、回等）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说，对于死亡这一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佛教、道教、耶教、回教等各自提供了不同的回应和解决之道，同样，儒家也提供了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对于这些不同的精神性传统对于那些人类普遍面对的“终极关怀”所提供的不同方案，很难说哪一种更高明，只能说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当然，所谓“适合”与否，也无法脱离个体所在的历史文化或者说时空脉络。

《论语》《孟子》或者说整个儒家传统是否蕴含一种“超越维度”，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讨论中一直存在着争议。不过，二十世纪以来，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史学领域，至少对于那些真正于儒学传统深造自得、在儒学研究领域取得坚实成就、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的儒家学人来说，“超越性”毫无疑问是儒家传统一个极其重要、不可化约的方面。只不过，儒家的“超越性”和亚伯拉罕传统的一神教所体现的那种超越性有所不同，它不是以“内在性”和“超越性”互斥的两分为前提，而是以“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彼此贯通为特征。这一特征，就是至少在中国哲学专业领域耳熟能详的“内在超越”或“内向超越”这一观念。

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内在超越”这一观念不理解。在我看来，如何理解这个观念，其实并不复杂。首先，如果一说到“内在性”和“超越性”，就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中的“immanence”和“transcendence”来对应，那么，从西方哲学中的某一支脉来看，二者的确不能相容，无法说“immanent transcendence”。但是，且不论中文语境中的“内在超越”不必对应英文的“immanent transcendence”，就像中文语境的“哲学”不必是英文“philosophy”的简单和直接对应一样，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限于西方哲学的某一支脉来看的话，即使在西方哲学传统中，“immanence”和“transcendence”也并非水火不容。就此而言，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其实也存在着“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观念。这一点，欧美若干专业的西方哲学学者早已指出，不必费词。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中文语境中的“内在超越”，就像中国哲学中的很多观念一样，并不是一种“概念游戏”的结果，更不是一种凭空臆想的抽象，而是基于人生实存体验而得出的一个观念。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如果“超越”在西方主要以“上帝”为对应的话，中国传统中也有“老天爷”的观念。并且，直到今天，“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日常生活中仍然扮演着这一个角色，或者说，很多人还是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终会赏善罚恶、为我们主持公道的价值源头。“老天爷”便是中国人对这个价值源头的称呼。不过，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有没有良心的话，相信绝大部分人便可知道，“老天爷”虽然在上在外（“超越”），却也同时一直在我们自己心中驻扎（“内在”）。换句话说，“老天爷”和我们的“良心”其实是相通一体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良心”（所谓“丧尽天良”）的人会相信“老天爷”；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相信“老天爷”的人会没有“良心”。这就是“内在超越”，你看，一点也不难理解。

一个人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价值根源”，不管我们以什么名称去称呼它；同时也相信这个“价值根源”驻扎在我们的心中、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自心而切实发挥作用，那么，这个人的精神世界，自然便与那种完全世俗化的人的精神世界有所不同。严格来说，那种完全世俗化的人只有心理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与那种只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天国”“净土”或“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而视现实人生为污秽乃至虚幻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一样。儒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或者王阳明诗中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正是儒家“内在超越”精神的写照。儒家的这种超越性，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的。事实上，这种方式不仅满足了中国历史上很多士人的精神追求，如今也向世界人士包括西方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精神方向。

《经济观察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在当今文明对话的语境下，学者应如何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真正有效地交流？哲学与人文研究在跨文明对话中承担何种角色？结合您的亲身实践，您认为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与互鉴的关键何在？

彭国翔：真正有效的交流，只能基于对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舍此别无他途。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如果说包括哲学、历史、宗教和艺术在内的人文学构成人类文明的内核，那么，人文学对于跨文明对话所能承担和所应承担的角色，就是不言而喻的。我在21世纪初提出“重建斯文”这一讲法，就是要指出：界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程度的关键，不是金钱和武力，而是文化，尤其是价值系统。并且，斯文的重建，必须在与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与互鉴的过程中，在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人文与理性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之上，方可实现。

对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与互鉴的关键，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那就是，除了“知己知彼”，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文明传统以及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传统都要有足够的了解之外，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传统，我们都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觅取一种健全合理的中道。当然，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难，我相信也早已是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但要将其落实，则需要一个退而结网和长期耕耘的过程，非沉潜自守、用志不分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