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叫我们“英雄”――电影《夜班》引发欧美护理危机反思

（原标题：不要叫我们“英雄”――电影《夜班》引发欧美护理危机反思）

文/关渔

午夜的医院走廊里，呼叫铃此起彼伏。年轻护士弗洛莉娅（Floria）穿梭于病房之间，脚步不停，眼神依然温柔坚定。手术室催促她去接回刚苏醒的病人，失明老人的女儿恳求她寻找遗失的眼镜，弥留病人的家属在床边痛哭，等待安慰……

在瑞士导演佩特拉・沃尔普（PetraVolpe）的新片《夜班》（德文原名Heldin）中，夜班护士弗洛莉娅在满员且人手短缺的病区度过了惊魂一夜：她与另一位同事需照料26位病人，还要指导一位实习生。

每个病人都有自己难挨的境遇。有人独自在异乡惶恐等待检查，有人弥留之际家属寸步不离，有人心知身患绝症愤懑不平，也有人絮絮叨叨讲着生活琐事寻求倾听。弗洛莉娅奔忙于输液、给药、清理、记录与安抚之间，全神贯注、不敢懈怠，因为她明白一个“闪神”就可能铸成大错。终于，她在极度疲惫中仍出现差错，混淆了两位病人的止痛药。同事只能安慰她，“别自责，我们谁都会犯错。”随即在病历上匆匆记下此事。

更棘手的情况接连出现。一位病人不幸去世，VIP病房的一位商人病人盛气凌人地横加苛责，急救呼叫骤然响起。在这场近乎失控的“与时间赛跑”中，弗洛莉娅咬紧牙关，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着。每当几近不堪重负，她仍努力以人性的温情对待病人：为焦躁不安的新入院老妇唱起摇篮曲，抽空倾听绝望年轻母亲的心声，以微笑与握手传递安慰。

弗洛莉娅的一夜，是欧美千万一线护士现实处境的缩影――当一个夜班因人员短缺而“失控”时，折射出的正是当今欧美医疗护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之忧。

护理危机：当“英雄”难掩系统性困境

这部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便引起轰动的现实主义影片《夜班》，将镜头对准医院一线。导演沃尔普选择“Heldin”（女英雄）为片名，借用原本赋予战士的神话色彩词汇，来赞颂护理工作中蕴含的勇气与牺牲。自疫情以来，欧美社会舆论常以“英雄”称呼护士等一线护理人员这样的“关键工人”（essentialworkers），但在赞美之词背后，是被长期低估与忽视的护理劳动。

沃尔普也敏锐地指出，在“英雄”这种充满敬意的称号背后，是护理劳动长期遭到的低估与漠视。“这项工作极其复杂、情感负荷沉重，却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严重矮化和贬值。”她进一步强调，护理行业的从业者主要是女性，“在许多国家，80%的护理人员都是女性”。护理岗位以女性为主，低薪、福利不足与晋升受限叠加性别刻板印象，使其成为“必要却被低估”的典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同样显示，基础照护工作集中在低薪岗位，许多从业者本身就处于经济不安全状态，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险并不普及――这与社会对其“不可或缺”的道德期待形成鲜明反差。

当“英雄”的赞美逐渐褪色，欧美护理体系依旧面对一系列结构性难题：人手紧缺、超负荷运转、薪酬低微、社会认同感缺失，乃至工作者身心俱疲。正如影片所呈现的那样，繁重压力下护士难免出错，而一旦有人因疲劳过度请病假，留下来的同事工作量更加翻倍，形成恶性循环。

“好几处情节，让我心想，天哪，现实中就是这样。”英国《卫报》在电影放映后现场采访了一位有25年资历的护士，“它精准描绘了我们护理工作的恶性循环。大家都在体力和精神的极限上工作，一旦有人撑不住倒下，留给他人的任务就更加艰巨……那种顾此失彼、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的无力感真是太真实了。”

弗洛莉娅在夜班中经历的人力告急、以一当十的混乱场景，并非孤例。在欧美许多国家，护士短缺与过劳早已成为常态，并从“阶段性问题”演变为人力流失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评估显示，按目前趋势推算，至2030年全球护理人力缺口约为450万。而国际护士理事会（ICN）基于疫情后离职与培训不足的情景测算指出，若缺口持续累积、干预不力，全球“可能面临”多达1300万名护士的短缺规模。 ICN据此在2023年呼吁各国将护士短缺按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优先级应对。WHO欧洲办事处警示，护理人力危机如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若不及时应对，未来将导致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等候时间延长，甚至危及欧洲公共卫生体系的稳定。

“弗洛莉娅”因此成了一个可被护理工作者代入的公共符号。《夜班》如一枚石子，在社会层面激起千层巨浪。在英国、德国等地，不少护士走上街头抗议，用标语写着“#我们都是弗洛莉娅”（#WirSindFloria）。她们的诉求很简单，不想再被当成不计报酬、透支健康的“英雄”，而是渴望作为普通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合理的薪酬和工作条件。

事实上，“英雄化”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甚至巩固了系统性问题。如蝙蝠侠式的“英雄”，往往被描绘为可以不眠不休、舍生忘死。而真实世界的护理工作应当是一份正常职业，理应拥有规律作息、公平报酬和清晰的职责边界。把护理者神化为英雄，反而强化社会对他们“无私奉献”的想象，仿佛奉献与牺牲是天职，一旦提出改善待遇，便有负“英雄”之名。这种心态最终只会令护理人员不堪重负，要么耗尽热情燃烧殆尽（倦怠乃至离职），要么被迫离开挚爱的岗位另寻生路。

同时，如沃尔普所言，护理危机揭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症结，即女性的照护劳动长期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边缘地带。在传统观念和现行体制下，“照顾”往往被视作无形的道德义务或女性天职，而非可被计量与定价的专业技能与生产力价值。这使得大量关乎民众福祉的劳动要么隐形于家庭领域无偿付出，要么在市场上被低价采购、低估其价值。英国作家卡罗琳・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援引的估算颇具冲击力，高收入国家无酬照护劳动的经济价值可达GDP的约50%，低收入国家甚至接近80%。这些投入既未被充分纳入官方统计，也缺乏相应政策支持。一个荒诞现实由此形成，社会运转建立在无数默默无闻的护理者肩上，却始终“看不见”她们。

即便进入有偿体系，护理者也常被当作“隐形人”。医疗系统中，人们习惯将荣光给予医生等“白领”专业人士，而忽略维系医院运转的庞大基础队伍，那些护士、护理员、护工、清洁员和营养配餐员。他们被留在叙事与资源的阴影里。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9年 的ACS职业分类，美国护理支持、服务和直接照料岗位这些“医疗支持类”的从业者约为530万人，然而，这些岗位的待遇和地位却与其价值严重倒挂。2019年，美国护理支持与服务人员时薪中位数仅为13.5美元，其中，家庭护理和个人护理员更是低至11.5美元。薪资微薄使得近20%的护理工作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逾40%不得不依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来维持生计。更不公的是，这些职位八成以上由女性担任，且少数族裔员工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

换言之，护理劳动力大军集中着社会中最易被忽视与歧视的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尤其是在西欧和北美的护理体系中，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妇女占相当比重）。她们承担着繁重而琐碎的照料任务，却常被当作低技能的廉价劳力对待。这正是沃尔普所说“护理工作被矮化”的现实注脚，也是劳动市场中结构性性别与种族不平等的直观呈现――那些“别人不愿做的活”，往往由社会底层的女性来完成，且报酬微薄、权益缺乏保障。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疫情期间的一项研究报告，真实呈现了一线低薪医疗工作者的处境。在媒体聚光灯下，医生和注册护士作为抗疫英雄备受赞誉，但事实上，他们只占医护人员的一小部分。而占比更大的数百万低薪医疗工人（护士助理、护工、清洁员、养老院护理员、居家护理员等）既面临生命危险，又缺乏应有的防护与尊重。

报告中的一位受访者――46岁的萨布丽娜・霍普斯，是一家护理机构的保洁员。她深知自己的工作对防止院内感染至关重要，每天细致清洁消毒，还充当无法探视病人的家属与患者之间情感慰藉的桥梁，陪他们说话以缓解孤独。“大家提到医护人员首先想到医生和护士，从来没人想起我们这些做保洁、做饭、维持运转的人。”但她坦言始终感觉自己“未被看见”。

疫情暴发后，这些幕后“英雄”冒着风险坚守岗位，却常拿着最低工资，得不到足够的防护装备。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且相当一部分为有色人种。尽管被贴上“必不可少”的标签，他们却常觉得自己被当作“可有可无、甚至可牺牲”的人对待。不少受访者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为工作自豪、热爱患者；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和雇主的忽视与薄待感到沮丧，甚至愤怒。

“早就该真正把我们当成不可或缺的了，”这份报告直接替他们呼吁，“请认识到我们的价值，并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给予体面的工资和必要的支持。”

护理工作在医疗领域面临的不平等问题，还体现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在医疗题材的影视剧中，医生往往被视为“救死扶伤”的英雄，护士却常被默认为医生的辅助，甚至在通俗文化中沦为背景板或花边角色。饰演《夜班》主角弗洛莉娅的演员里奥妮・贝内施（LeonieBenesch）感慨，以往医疗题材影视剧里，“医生永远是英雄主角，护士只是挂吊瓶、端咖啡，或者与医生谈恋爱的背景人物”，很少有作品真正聚焦护士每日的英勇事迹。这种叙事缺席进一步削弱了大众对护理劳动价值的认知。

也难怪导演沃尔普要说，“照理说，护士应当处于社会阶梯的最顶端――毕竟没有他们，我们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无法保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她将《夜班》视作写给这个职业的一封“情书”，希望唤起公众对于护理工作的共情与敬意。然而，共情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改革的动力，让制度真正看见并重视她们。

《夜班》中有一幕发人深省。一名脾气暴躁的私人病房患者对弗洛莉娅呼来喝去，嫌这嫌那，却从未顾及她已分身乏术。管理者只关心服务指标，不肯增派人手，只是一味要求护士们“挺住”。在这种“双向挤压”之下，一线劳动者被压榨到近乎透明，服务对象与资本双方都视其为理所当然，却鲜有人真正站在他们立场上理解其难处。

许多欧美护理工作者还面临交织的身份边缘化困境。近年来，欧美媒体与学界也开始越发关注“全球看护链”现象，即富裕国家通过输入他国女性劳动力来填补本国照护缺口。英国、德国的养老院高度依赖东欧女性护工。美国的家庭护理与保姆大量雇佣拉美、菲律宾移民。这些移民护理员既是所在社会的“关键工人”，却常因种族、国籍与性别的三重身份被赋予边缘地位，拿着最低工资、干着最辛苦的活，还要忍受部分雇主的偏见与剥削。

菲律宾裔导演伊莎贝尔・桑多瓦尔的影片《通用语言》（LinguaFranca）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奥利维亚以非法移民身份在纽约照看卧床老人，自己却每天生活在被捕和遣返的阴影下。她对年迈雇主照料无微不至，却难以获得身份上的安全感，只能秘密安排“假结婚”，以争取合法居留机会。千千万万个奥利维亚在他国家庭中承担着亲人般的护理角色，支撑起了无数个欧美家庭对老人和病患的照料需求，却常没有合法身份、缺乏劳工保障，犹如“借来的身体”，既支撑着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运转，自己却悬浮在公民权利之外，随时可能被无情替换或驱逐。既是社会所必需、又被制度所遗忘，这种双重的隐形性，正是许多欧美女性移民护理工作者共同的命运。

重估劳动价值：谁来守护“守护者”？

无论是《夜班》里疲于奔命却依然坚守的护士，抑或《通用语言》里战战兢兢生活在暗处的移民护理员，这些角色所经历的困境有着不同的社会维度――阶级、制度、性别与种族――但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症结：在人类社会中，照护与服务性的劳动被系统性低估，其重要性与回报、投入与保障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要改变“英雄疲于奉献、底层透支支撑”的现状，必须从制度上正视关怀劳动的价值，并在物质与道义层面给予承认。

在劳动政策上，提高薪酬和改善待遇是最直接的措施。布鲁金斯学会那份报告的建议已相当明确，路径并不复杂：将低薪医护等关键岗位提升至可维生工资水平，确保充足的个人防护与健康福利，提供带薪病假和家庭假期，并在班表、人岗比与申诉机制上确立“尊严条款”。这些听上去朴素的要求，正是欧美一线护理工作者最现实的期盼。

近年来，欧美护理行业也在把诉求推到社会台前。英国2023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护士大罢工，要求政府为NHS护士加薪并补足人手，以缓解多年紧缩下的人力危机。在美国，多地的护理院工人组织集体谈判，要求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疫情后的奖励。在欧洲大陆，围绕《夜班》引发的讨论，已让一些政界人士意识到护理业“积弊已久，刻不容缓”。德国正酝酿新立法，加强对护理行业的投入，并考虑借鉴邻国经验引入“患者候补清单”，以缓冲医院人力紧张。可以说，文艺的镜鉴正在转化为现实的改进契机。当公众透过银幕真切感受到护理人员承受的压力与重要性，才会更支持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制度层面，一些欧美国家开始检讨护理体系的工作流程与人员配置标准。强制性护士配比成为讨论焦点之一。美国加州早在2004年就立法规定了医院的“护士：患者”比例。纽约等地在疫情后也要求医院设立临床人员配置委员会，制定并公开本院的人员配置计划，并对重症监护等重点科室设定更严格的比率来避免过度压榨护士。然而在许多地区，强制配比因人手不足难以全面落实。一些医院管理者则寄希望于技术手段，如数字化工具与人工智能，以减轻护士的非护理负担。数字医疗在疫情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如远程监测和线上问诊缓解了部分人力压力。但权威护理机构如国际护士理事会（ICN）反复提醒，技术不能代替护理者的温度。无论技术多先进，都应赋权于护理工作者，而非让她们进一步被边缘化。技术的应用必须以人为本，才能真正成为助力而非负担。

根本的解决之道仍在于政策的系统性改革与投资倾斜。2023年，WHO欧洲会议通过《布加勒斯特宣言》，呼吁各国从五个方面着手弥补护理人力危机：（1）改善护理人员的招聘与留任机制；（2）强化护理人才供给（包括加大教育培训投入）；（3）优化现有护理队伍的能力与绩效，例如提供继续教育机会；（4）科学规划未来卫生人力需求，提前布局；（5）增加公共投入，用于护理从业者的教育、职业发展与安全保障。宣言强调，这是各部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完成的任务――不仅卫生部门，财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应参与其间。唯有将护理人力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方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往往被遗忘但同样重要的是，欧美社会需要扭转对护理工作的成见与偏见。由于传统观念，护理工作被视为“女性工作”“‘吃苦耐劳’式的奉献”，由此导致薪资低、地位低，男性也望而却步，形成恶性循环。要改变这一点，需要从舆论到教育多管齐下。大众媒体在歌颂医生和科研人员的同时，也应多聚焦护士、护理员、护工等群体，讲述她们的故事，以正面形象提升社会认同。学校职业指导应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护理等行业，帮助他们突破性别偏见并强调专业性与价值。政府可提供奖学金，并以学费减免、带薪实习与学徒制等措施吸引并留住人才。只有当“关怀劳动”从被动的道德期待转化为回报清晰、路径明确、受尊重的专业选择，人才短缺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夜班》的导演沃尔普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她拍摄这部电影，无疑也是希望让公众看到护士所需的专业素养并不亚于医生。面对危急情况时，她们独当一面的责任心与技术能力足以决定生死。饰演主角的贝内施为演好护士曾去医院实习，学习精准配药、扎针、测血压，希望“真正的护士看不出我与专业人士的区别”。护理是一项需要精湛技艺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当我们重新定位这些关怀职业的专业价值，自然会在观念与政策上为其赋予更高的待遇与地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上的觉醒与价值转向。经济学家与伦理学家早已指出，市场经济倾向于低估“情感劳动”“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但这些劳动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提出“情感劳动”概念，指出许多服务业从业者（如空乘人员、护士、客服）在提供服务时付出了大量情绪管理的努力，却鲜少得到认可与补偿。这些看不见的付出，其实与体力或脑力劳动一样真实。

人类社会终究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网络，没有哪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脱离他人的劳动而自主运转。当危机来临时，真正托起我们安全的，不是抽象的金融游戏或科技奇迹，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互助与照护。“马斯克居然声称‘共情是当今最大的问题’，这真是极端可怕的想法。”沃尔普认为她身为艺术家，所能做的起码是勇敢对抗这种冷酷无情的潮流。毕竟，无论多么富有或强大的人，终有一天都会需要病榻旁那位照料者的帮助。关怀的意义因此是双重的，既是道德价值，也是切身利益。一个缺乏同理心、漠视照护者处境的社会，实则在消耗自身的“安全阀”。当“英雄”们纷纷倒下、无人再来守护人们脆弱的生命历程时，受害者将是整个社会。

因此，护理不应被当作可随时压缩的“成本”，而应被视为面向全民健康的长期投资。公共卫生与劳动经济学等研究一再表明，提高护理报酬与福利、扩充并稳定队伍规模，短期或许会增加财政支出，但可通过强化基层与慢病管理，减少昂贵的住院与并发症，最终形成“以投入换减负”的良性循环。

归根结底，人类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离不开他人的托举。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要以更谦逊的态度重估护理工作的价值，并以更积极的制度行动改善其处境――把关怀从道德感召转化为可持续的职业选择。这既是对照护者们的责任，也是对人类共同未来的守护。

影片的结尾没有刻意拔高的英雄颂歌。清晨的朦胧光线中，弗洛莉娅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医院。或许片刻之后，她还要赶去托儿所接孩子，回家照顾自己的家庭。而几小时后，她还将再次踏入病房，开始下一个轮班。这样的日复一日并不传奇，甚至有些残酷。正是这份持续的专业与善意，托住了无数人的健康与尊严。所谓“英雄”，并非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长期、隐忍、有人性温度的守望。

正如贝内施解释为何以“女英雄”指称弗洛莉娅时所说，“很多选择这份职业的人都像她一样，发自内心热爱工作。照顾他人会带来巨大的满足。即便环境艰难，人们仍在第二天回到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英雄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个人的奉献精神，然后集体地视而不见。社会不应把基本运转建立在少数人的无私之上，更不能把善良当作可被无限索取的廉价资源。机制需要改变，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每一项基础劳动都获得应有的尊重，使选择照护他人的人不必以透支身心为代价。

或许我们应当重新定义“英雄”二字。英雄不该是被动承受牺牲的代名词，而理应得到制度的保护与尊重。更进一步地，我们能否从她们身上领悟到，如何打造一个更具韧性与人性的未来？

导演沃尔普期望观众走出电影院时，能成为“更好的病人”，换言之，成为一个更懂得体恤与感恩的人。在宏大的公共叙事中，这或许还意味着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以更开明的眼光与更坚决的行动，推动建立一个尊重每一位劳动者、真正具有人道关怀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