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深度专访许纪霖（下）：“新情感经济时代”已经降临？
（原标题：万字深度专访许纪霖（下）：“新情感经济时代”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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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并文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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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许纪霖，在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穿行于两条路径之间：作为思想史学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启蒙与儒家之间的思想对话中占据重要位置，深植于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之中；作为他长期研究对象――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始终对社会现场保持某种热忱，从未放弃对时代的观察与回应。近年来，他的目光越发投向一个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现场，但实则至关重要的议题：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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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专访中，许纪霖以“懂我”与“陪伴”两个关键词，勾勒出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他们主动告别宏大叙事，更倾向在轻盈、流动、短效的情绪机制中安顿自身，“情绪”逐渐取代“情感”成为主导经验，“轻资产关系”“搭子文化”“树洞式共情”构成了一种去深度、低承诺却高频运转的精神自保方式。
而在本篇访谈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这些情绪如何被具象化：它们以何种方式凝聚为社群，又如何构成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性”结构。
许纪霖观察到，这一代人正试图在情感层面建构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告别了上一代人奉信的崇高观念，却在数字化与社群化的语境中，重新搭建了属于自己的“抽象世界”。 同好社群则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聚落，许纪霖称之为“分子化社群”――它们规模微小，却具备极强的凝聚力与生产力。
他特别关注演唱会、追星、同人创作等2.5次元场域中的情感流动，认为这些看似日常、感性的行为，正在构建一种以共鸣与临场为中心的新型“情感经济共同体”。在这一语境中，个体获得的不仅是短暂的安慰，更是一种“被看见”的确认感和“共在”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正在重塑人们的情感表达与价值归属，也预示着一个“新情感经济时代”的到来。
但问题并未因此消解。许纪霖始终提醒我们，不应轻易浪漫化这些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演唱会的泪水、弹幕中的热烈、虚拟空间里的投射与共鸣――这些“抽象世界”带来了安慰与陪伴，却并不总能反射回现实人生。他直言：“他们很多时候构建不起来，只能不断逃到那个‘抽象世界’里。”
面对这一结构性的“无意义”困境，许纪霖回望五四以来几位知识人的路径选择：鲁迅以绝望的反抗对抗虚无，胡适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回应虚无，林语堂则以“游戏的人生态度”化解虚无。三人虽路径各异，却都试图在“此在”的现实世界中，为精神寻找可落脚之处。
而今，一代人正在以属于自己的方式与虚无周旋。他们能否创造出新的文本，构建起足以承载精神重量的表达？“分子化社群”能否演化为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共情构筑的抽象空间，能否反哺现实人生？
这，正是许纪霖“特别关心的话题”。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许纪霖的对谈，经过编辑：
经济观察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共情式启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像郁达夫等作家，常常以近似日本“私小说”的写法，将极为私人化的经历，置于报刊、杂志这样的高度公共场域中进行呈现与讨论。私人经验因此进入公共空间，建立起一种社会层面的集体共情机制。
但到了今天，这样一种在报刊等严肃公共场域中容纳私密情感的结构似乎正在缺失。当下的公共话语更偏向宏大、抽象，缺乏具体而情感性的连接点。是否可以说，正因为这种结构的缺位，年轻人的情感正在退回到一个极其私人的“私域”之中？
许纪霖：最近有个有意思的说法，叫“年轻人玩概念、玩抽象”。但他们又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这该怎么理解？我后来发现，他们所“玩”的抽象，和上一代人信仰的抽象，其实是两回事。
我前面提到过有三代人：50后、60后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他们身上都带着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本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理念的乌托邦。从柏拉图、黑格尔，一直到启蒙运动、再到革命年代，都延续着一种“宏大叙事”的传统。不论是革命、自由、民主、正义，这些都是抽象理念，人最终要为之献身。
但今天的年轻人，对这种抽象理念没兴趣。他们不愿意参与其中，他们要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里。他们在主动地远离宏大叙事与抽象理念，而回归到具体、有感的世界――那个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现实生活。如果一个抽象观念离他们太远，就没有意义。
然而有趣的是，虽然他们告别了上一代的那种抽象，却又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抽象世界”。他们“玩抽象”，但玩的是另一种抽象――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二次元”、元宇宙、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构成的虚拟世界，还有各种“2.5次元”、剧本杀等等。
年轻一代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建构了“超越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与上一代人所信仰的“神性超越”完全不同。老一代的超越世界具有宗教性，从轴心文明开始，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传统都信奉神明。这个神可以是上帝、耶和华、佛陀、湿婆，也可以是“天命”“天理”……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宗教神性转化为世俗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人们依旧生活在一个抽象的理想世界中。
而今天的年轻人，对这个“理念世界”也进行了“去魅”。他们不再相信那种“崇高的抽象”。但人并非只是动物性存在，人性中仍有“神性”的维度。于是，当他们放弃了上一代人信仰的神，他们就开始建构出一种“无神的超越世界”――一个全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抽象世界”。
这个世界在上一代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却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而且这个世界的进入方式，也不是通过理性，而是“实践性的参与”：你需要去“玩”――去 Cosplay（角色扮演）、去沉浸在二次元、2.5次元，或者通过 VR、AR 进入一个虚拟世界。
这是一种依靠感觉、而非理性的进入方式。我将之称为“新的情感时代”的来临。
我有一位研究英美文学的朋友，金雯教授，去年出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讨论18世纪英美文学中的“情感时代”。那个时代人们开始重视情感。在此前的神学传统中，比如托马斯・阿奎那，还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为核心。但从“人的发现”开始，人的情感逐渐成为主体的核心。你之所以成为你，是通过情感；你与世界的联结，也是通过情感。
18世纪的文学、哲学，尤其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特别强调情感。比如休谟的那句名言：“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他们开创了一种“情感主义哲学”的传统。
今天，我们再次迎来了一个“新情感时代”。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情感，这种情感的回归，是他们所创造出的“抽象世界”得以成立的基础。这个世界的联结方式，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性、实践性的投入。
我不去评判这是好是坏，但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年轻人正在追求的是一种对“心灵的直击”。尤其是在视频媒介的时代，内容甚至不需要经过大脑处理，就可以直接触动人的心灵，引发共情。被击中、被打动，都是一瞬间的事。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一个新的情感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观察报：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当下情感与经济之间的绑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紧密。过去人们喜欢某个情感对象或文化形象，往往只停留在情感层面，不一定会投入太多真金白银。而现在的年轻人则不同，比如他们喜欢一部动画，就会去“买谷”――“谷子”指的是各种相关的周边商品。喜欢一个角色，他们会购入全套周边、出COS（扮成动漫角色）、穿同款、参加“圣地巡礼”（即前往动画中出现的真实场景打卡），甚至会请人扮成角色陪自己“玩”。他们更愿意为情感上的热爱，直接付出金钱。
许纪霖：我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为什么年轻一代需要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首先是一种“逃避”。他们之所以逃避，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现实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系统，虽然人在制度意义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处处受限。这种限制不仅来自职场的规训，比如在公司被领导烦，还来自家庭，比如回家又要面对父母的管教。他们无处可逃。因此，他们需要另一个空间来安放自己。
这个空间，就是他们所创造的“抽象世界”――既是逃避的场所，也是一种精神升华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点至关重要：可以选择。在现实社会，我们的选择空间其实非常有限，但在“二次元”或者虚拟世界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IP、角色、形象，并与之产生深度共情。虚拟世界的规则也赋予了他们“随时切换”的自由。当现实生活越压抑，他们就越愿意进入这个世界。在那里，他们能找到一个“自我”，哪怕这个世界是虚构的、虚无的、虚幻的，但只要在那个瞬间能获得快乐，那就足够了。
比如Cosplay时，你穿上角色服装的那一刻，整个人“就是”那个角色，那种沉浸感是无比爽快的。也因此，他们会愿意花大钱，去置办“谷子”、去构建氛围。
这种体验无法在家一个人独自完成，因为那样太无趣了。他们需要进入一个“2.5次元空间”――既虚幻又真实，既线上又线下。这可能是在街头，比如万圣节的上海街头；也可能是在静安大悦城那样的“谷子”聚集地，或是大型同好展会，如CP2025SP（2025年上海动漫文化博览会）、Bilibili World（BW）等。
我曾经在现场感受过年轻一代的“二次元世界”。2025年上海动漫文化博览会上，成千上万年轻人Cos自己喜爱的角色，化妆三小时，只为进入梦幻的逃离空间。他们渴望被看见、被理解，每一次被“集邮”都是自我价值的确认。另一边，排队买手办的爱好者，也在寻找归属。带手办回家，意味着加入一个共同符号构成的“我们”――证明吾道不孤。
这些场景能带来一种极强的“沉浸感”。你明知这一切是虚构的、是人造的，但在那一刻的体验却是真实的。对年轻人而言，感受是真实的、具体的、不可或缺的。
就像老一代人曾经用“理想主义”支撑自己，他们也需要一个“诗与远方”。没有这种东西，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老一代人靠的是理念、信仰、组织生活的温情；但今天的年轻人靠的是社群。
他们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群世界。比如现在“小红书”上大家说“社区”，这个“社区”其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邻里社群，而是一种高度垂直、划分精细的兴趣共同体。它像一个个蜂巢，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格子”生存。每一个“社区”，其实就是他们的小小乌托邦。
这种“社群感”带来了一种新的“在场感”：人际关系看似虚拟、遥远，却又能营造出一种仿佛真实且亲密的情感连结。因为它没有现实中的利益博弈，所以更纯粹。
你会发现，虽然这几年大家在谈论“消费降级”，但演唱会经济却异常火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需要“场”。我自己也去过一两场演唱会，虽然我没有沉浸其中，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状态，让我突然领悟到，这是他们必须拥有的一种“场域”。
疫情三年间，不少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很多人习惯了 “宅男宅女”的生活。越“宅”的人，其实内心越孤独，而他们就越需要周期性地通过线下的聚会与群体行动来“排解孤独”。
演唱会就是这样的“场”，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自己“吾道不孤”，你能与成千上万的人产生共鸣。一个人最极致的快乐，不是沉浸于自己的小我，而是将小我投射给一个更大的“场”，让自己与更大的共同体融为一体。
人有两种极致的快乐：一种是在爱情中把自己奉献出去；另一种则是将“小我”交给“大我”。这个“大我”可能是神，是上帝，是菩萨，是某种无限性的象征。而在演唱会、COS展会这些线下场域中，人们也能一瞬间进入一种无限的状态――时间与空间被放大了，这种“巅峰体验”并不依赖于获得什么，而在于“交出去”。
得到的快乐是有限的，而“交出去”的快乐，仿佛让你融化在永恒与无限之中。
上海2025年创造了两个“40万级”的活动：一个是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四天共40万人参与；另一个就是B站的BW大会，也有40万人入场，占满了整个国家会展中心，比进博会还庞大。
“场”越大，就越接近那种“无限的沉浸”。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些活动“一票难求”？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聚在一起？其实它的机制，和历史上人类在宗教集会中所体验到的“场域沉浸感”，有一种深层的情感结构相通性。虽然内容和时代不同，但那种“场域的情感结构”是相通的。
时代会变化，但人性永远不变。人性中总有一部分是“神性”，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冲动。
今天的年轻人不仅在追求偶像，更是在进行一种“陪伴式的共同成长”。他们与偶像是互为场域的，这种集体性的盛况，是他们共同参与、共同构建的“抽象世界”。
但这个“抽象世界”，不是靠符号理性来构建的，而是一种感性投入、直击心灵的体验。不需要大脑思考，只要情感交付即可。
经济观察报：民国时期的青年热衷于线下、面对面的公共参与，比如同人社团、参与演讲辩论。而今天的年轻人，日常是彼此独处的“原子化个体”，但一旦进入演唱会这样的场域，又会瞬间集体化、情感共振。活动结束后，他们又各自回归孤立状态。
许纪霖：我听朋友讲起过，现在很多宅男宅女，在演唱会的场合里，会突然“被打开”。那种能量是巨大的、无限的。有些平时沉默寡言、内向封闭的人，在现场的一瞬间就变得外向热情，仿佛整个人都变了。你看，所谓“I人”（内向的人）“E人”（外向的人），其实也并非绝对，它是跟情境高度相关的。每个人内心其实都藏着一种“被打开”的欲望，只是缺少那个触发它的能量。一旦触发了，那种能量就会瞬间爆发，被无限放大。
说到底，人并不是孤立的猛兽，而是群居动物。他总是渴望回归某种群体，从中获得认同与归属。只是今天的年轻人，对那种抽象的大叙事，比如“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投射进一个个具体的社群场域――可以叫它Community，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邻里社区，而是“二次元”“演唱会”“同好展会”这样的文化共同体。
这些新型社群，正是年轻人抵抗孤独的支撑。他们从中获得连接感、在场感，甚至是一种生存的动力。所以我看到有些家长，其实是能理解这一点的。他们说：“我来帮孩子完成一个梦想。”我听了也很感动。所以我想，对于家长来说，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也很重要。因为这种归属感，并不是父母可以替代的。
经济观察报：那个时期的思想沙龙、文化社团和读书会，其实有一种内在的流动性――人群之间是可以迁移、交叉、碰撞的。
而今天的Community却呈现出另一种结构，比如这群人只喜欢某部动画，那群人只追另一部动画，其实很少流动，反而趋于固定。每个人都把自己喜欢的内容当作标签，贴在身上，构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现象。
许纪霖：其实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好像也不会冲突，是吧？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觉得这点挺好的。这是因为一种宽容、多元的观念，已经深深进入到年轻一代人的内心。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他们不再相信“唯一神论”了。你知道，以前那种宏大叙事，都是“一神论”的，相信“只有我的神才能拯救世界”。
想想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也分很多派，主张不同的主义，经常因为理念之争争论不休，甚至内斗不断。而今天，哪怕是 CP展、BW 大会那种动辄聚集几十万人的大场面，大家依旧是“各路神仙各显神通”：Cosplay 也好，“吃谷”也好，彼此之间不会争风吃醋，更不会打擂台。这几乎是一种理想型的“多神教共存社会”。
我觉得这倒像是一个理想世界。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今天的年轻人，在文化结构上更接近一种多元共存的形态，他们之间虽然缺乏交汇，但却能和平共处，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当然，这背后也有一些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原子化的个人”。人们越来越孤立，个体往往需要依托更大的制度体系来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但如今我观察到，年轻人并不是彻底孤立的原子，而是组成了一个个内聚力极强、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的“分子化社群”。
这种“分子化社群”，相比于孤立无援的个体状态，更有活力，也更具抵抗力。他们可以抱团取暖，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时，拥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社群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抵抗孤独、对抗控制的精神支持。
但接下来的难题也随之而来：这些“分子化社群”如何进一步整合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它们的凝聚，显然不能依赖某一个强势社群或某种超个人的整合力量来完成，那样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张力与不适。相反，更可行的路径，是通过法治与社会制度的力量，让这些多元社群以温和而有序的方式嵌入整体社会结构之中。只有在这样的法治框架下，才能在多元社群之间形成可持续的秩序，使现代社会在多样性中保持整体性与协调感，逐步形成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共同体。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思想文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上海”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文化参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BW（Bilibili World）等等，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上海已经逐渐成为所谓的“二次元魔都（圣地）”。从你的角度来看，上海在精神气质或文化观念上，具备哪些特质，使它成为了这样一个地方？
许纪霖：我觉得，上海成为“二次元之都”，就像它是“时尚之都”一样，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它与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高度契合。
和北京相比，北京是政治中心，而政治总是依赖抽象的理念来维系。这套宏大的政治叙事，是支撑北京合法性的方式。北京人，尤其是首都的精英群体，日常生活可以很粗糙，但他们的政治理念却非常鲜明。
而上海不同。它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商业大都市，同时也是一座文化大都市。无论是商业还是文化，最终都得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哪怕是知识分子，也要活得具体，而不是只活在抽象理念之中。所以上海相比北京，更“接地气”，更贴近人的那一面。
只有当人活在抽象理念中，才更容易与现实脱节；而上海人活在一个具体而务实的世界，更注重生活的实感与日常的经营。在商业社会中，商业崇尚的是交易与博弈；而过去的政治世界，往往建立在立场与冲突之上。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政治也不得不学会在分歧中协商，在对立中寻求妥协。商业的逻辑更像“囚徒困境”――经过多轮博弈之后，人们才会明白，唯有合作，大家才能一起活下来。
正是这种商业性格和世俗气质，构成了上海对日常生活文化的高度包容。当代年轻人参与的二次元文化，其实是一种带有抽象设定的文化，但它必须落地为具体的实践，比如要做 Cosplay，要看番，要写同人，要参与活动，要进行情感表达。
这就非常符合上海的城市文化调性。一方面它很具体，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能接纳外来的、全球化的文化。我们知道，二次元最早是从日本开始的，而上海作为世界大都市，一直特别擅长与世界同步。世界上流行的新鲜事物，往往最先被上海人接受。上海的都市性格就是这样：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与时俱进，而且不排外。
所以，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一进入，很快就被上海接受了，现在甚至已成为上海青年文化的主流。这并不令人意外，反而与上海人那种外向的都市性格高度一致。
从更深层的文化传统来看，我刚才也提到，进入二次元世界需要实践、需要情感投入，特别强调“感觉”。而在上海的文化传统中，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主义”的脉络。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两个较典型的文化传统：一个是以鲁迅和“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传统，如今已不再是主流；另一个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市民化传统，今天依稀仍在，只是没有当年那样高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常被忽略但非常关键的传统，就是“新感觉派”。这个传统主要活跃于法租界，代表人物如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他们特别强调“感觉”的表达。这一脉实际上和日本的“感觉主义”高度相通，比如横光利一（他最先提出“魔都上海”这一说法）、川端康成等作家，都注重感官体验、节奏与氛围，也深深影响了上海文学。
所以，上海的新感觉派与日本感觉主义之间是互相呼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二次元文化，其实也承继了这条“感觉主义”传统――只是它以更年轻化、大众化、媒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就解释了为何今天上海创作的许多作品风格非常细腻。它不像北方文化那样飞扬、磅礴，而更偏向江南气质――注重“细节”和“感觉”。而这种细腻的感性特质，在当下二次元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与延展。
因此，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二次元之都”“魔都上海”，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长期积累的文化基因与历史底蕴支撑。
第三个层面，上海确实具有“魔幻性”，所谓“魔都上海”，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种“魔幻性”，来自城市历史结构中的多元文化交汇。不同文化并存共处，构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盛景”。这种盛况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元朝的泉州，在方圆几公里之内，几大世界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并存，井然有序，令许多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的语境中，为了宗教分歧常常可以兵戎相见，但在泉州和后来的上海，却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晚清至民国的上海，亦是如此。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以及佛教、道教、江南民间信仰，全都汇聚于此。这种多元杂糅却又相安无事的格局，使上海成为典型的多元都市。而当价值观频繁交汇与碰撞，所形成的城市气质，就是“魔幻”――如万花筒般，光怪陆离、变幻莫测。这种气质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形成，并延续至今，成为摩登上海的标志。
恰好，元宇宙与二次元文化也同样具有强烈的“魔幻性”。这也是它们为何能在上海迅速落地、生根，甚至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现在流行的“痛文化”也在上海火了起来。小红书不久前就在复兴岛打造了一个“2.5次元”沉浸式空间，称之为“痛岛”。这个“痛”源自日语，表达一种极致、夸张的风格。比如贴满动漫角色贴纸的“痛车”，还有“痛展”“痛服”。虽然还没有出现“痛人”，但这种“痛”本质上就是一种魔幻性的展现，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美学表达。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当代青年缺乏一种“伦理意识中的代际责任感”。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偶像或二次元文化中，很多年轻人愿意为自己“推”的角色无偿产出，甚至自觉维护像“同担不能双推”这样的社群秩序。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也是某种责任感的体现，或者是一种新的伦理情感的转化？
许纪霖：我想说的是，所谓责任感，其实可以理解为“敬业”――也就是你对所投入的角色、从事的活动，是否投入、是否认真。那么，人什么时候会敬业？就是当这件事情、这个角色，是你自己喜欢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你的“事业”。
现实中，很多人之所以缺乏敬业感，混日子、摸鱼、躺平，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是被迫的，是为了生计，是把工作当成一个“饭碗”来谋生。所以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付出，换取等价的报酬，这也是很现实的。
但如果这个工作或者角色，恰好是他喜欢的事情，那就不一样了。他会不计成本地投入，因为他获得的，不再是外在的金钱或名利，而是一种内在的满足。
没有人强迫任何一个年轻人必须进入二次元，或去玩元宇宙。除非那已是他们的职业，否则参与都是出于自愿。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游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自己的玩具，只是道具不同，进入的世界也不同。而真正的自由，正是在自愿选择的游戏中实现的。
人在游戏当中，才是最自由的状态。他愿意把所有能量都投入进去，毫不吝啬。所以你说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尽心尽责，其实是因为那是他们愿意扮演，并想演到极致的角色。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与束缚完全不同――在虚拟世界里，他们不会偷懒。
年轻人认真打游戏，就像我们打牌、打惯蛋时，也会认真对待每一局。在那一刻，人是全情投入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游戏态度”。
过去我们说“游戏人生”，常带贬义，好像是玩世不恭、不务正业。但其实，“玩”是最认真的事。在游戏中，人得到了满足和自由，那种投入是真实的、彻底的。
经济观察报：在80后成长的时代，职场是获得正反馈的主要场域，升职快、收入高，让很多人愿意把工作当作可以“全情投入的游戏”。但今天的年轻人，在现实职场中感受到的回报和激励减少了，反而会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而把热情投入到“二号人生”――比如二次元世界。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许纪霖：关于年轻人对职场的态度，我观察到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老一代人特别看重“钱”。为了挣钱，哪怕委屈自己、忍辱负重，也愿意撑下去。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忍了，他们更在意“活得爽不爽”。尤其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如果职场让他不舒服，他可以立刻辞职。我宁可不要那份稳定的工资，也要活得自在。我宁可去灵活就业，宁可“躺平”，甚至“降维生活”――比如摆摊、撸串，也不愿意在职场上受气。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变化是，很多年轻人其实比老一代更有“敬业精神”。老一代人在职场上“油”得多了，态度未必就好。你去餐馆看看，谁的服务态度最好？往往是那些年轻的“小姐姐”“小哥哥”，年纪大一点的服务员反而态度一般。
这和他们的教育背景也有关系。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服务业从业者，包括餐厅服务员、快递小哥，很多人是大专甚至本科毕业，受过一定程度的文明熏陶，也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
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有一个观念：我拿了这份工资，就要对得起这份工资。这种责任感，是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肯定他们的。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年轻人“甘愿被虚无摆布”，甚至把“意义”这个问题消解了（见访谈上篇）。我想分享一些观察。因为我自己也会看动漫，也会关注大家都在看什么番。我发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咀嚼“虚妄”这种情绪，或者说反复体会那种“虚妄的希望”，本身就已经成了很多动画、很多二次元精神产品的核心内核。
比如你可能也听说过《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它的主角是一个内向、懦弱的少年，在父权压力与世界崩坏之间挣扎徘徊，想拯救世界，却不断失败，甚至精神崩溃。再比如《魔法少女小圆》，主角为了拯救某个人，不断重启世界线，却总是失败，又一次次回到起点。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复咀嚼虚妄，已经成为一种自足的情感体验。他们不再执着于救赎或终点，而是主动选择沉浸在这种情绪循环中，从中获得某种真实感与共鸣。
许纪霖：是啊，我也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一定不会是以我们这代人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我们总觉得，需要一种深沉的意义。甚至对爱情的理解，也常常是“只有痛苦才是真实的”，因为痛苦意味着你有投入、有付出。
但年轻人完全颠覆了这些观念。我并不是说他们错了，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正在构建一种新的价值逻辑。不过我也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构建不起来，只能不断逃到那个“抽象世界”里。
反过来说，那套“抽象世界”如果真的有力量，它应当能够以某种方式“反射”回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你从那个世界里获得的光，能照亮你此时此刻的现实人生。但我看到的更多是逃避。他们说“不再逃离地球”，但那个抽象世界的光，并不能真的照进现实世界。他们依然沉浸在二次元、沉浸在元宇宙，只是获得了某种“爽感”。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感受到深沉的、持久的、无处安放的无聊。那是一种什么都不再虔诚的状态，只有“虚无”才是真正的存在方式，是唯一稳定的“实在”。
这种“虚无感”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鲁迅当年，胡适、林语堂，他们其实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五四时期其实就是一个虚无的时代。但他们三人各有各的方式来“战胜虚无”。
鲁迅是以“绝望的反抗”来对抗虚无，他选择绝望到底，也是一种姿态；胡适靠的是一种实践性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你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林语堂，则用“游戏的人生态度”来对抗虚无，以一种超脱感来排解。
他们三人都在“此在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找到了某种实在的支撑。
而今天的年轻人，我还在观察是否有新的文本，能展示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抽象世界中，找到反哺现实的方式；是否真的存在哪种表达，能帮助他们在“此在”的现实世界中，获得一种实在的意义，而不是始终处于“永恒的焦虑与无聊”当中。这，是我特别关心的话题。
经济观察报：所以其实还是有些遗憾。像你所说的，这一代年轻人似乎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文本。或者说，也许他们已经不再试图成为“文学家”了，不再去写作了？
许纪霖：他们当然还是有文学创作的。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看网络文学了，但必须承认，网络文学的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很多影视剧背后其实都改编自网络小说。
经济观察报：是的。但我们可能仍然会期待、会渴望那种更严肃意义上的文学，一种更具有精神深度、沉潜感的文学。
许纪霖：我相信那样的文学一定还存在。中国这么大，严肃文学不可能没有传人。它只是逐渐从“主流”退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非主流”，但依然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受众群体。
今天各种表达样式是并存的。哪怕是小众，在绝对数量上也并不稀少。问题在于，它们不再进入主流视野，不再是大众传播的中心内容了。
不过，这也恰好暴露出当下“算法社会”的一个悖论。我们常常批评算法制造了信息茧房，封闭了人们的认知边界。但公道地说，算法确实也为小众文化提供了某种生存土壤。
它可以精准捕捉到某种特殊的需求――既找到了你，也帮你找到与你审美共振的内容。只要你表达得好，说得动人，哪怕只有几千、几万粉丝，也足以构建起一个小而美的文化乌托邦。
过去，这几万人根本找不到彼此。你没有那个传播渠道。但今天，算法替你完成了精准匹配。这种微观社区的构建，让你获得一种错觉：这不再是“小众”，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世界。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现实，而且它还在持续演化中。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更深入地介入内容生产，我们很可能将迎来一些“瞠目结舌”的新文化样式，甚至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魔幻现实”。
我们正在站在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口。也许几年之内，我们就要面对所谓“新物种文化”的到来。这里说的“新物种”，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全新存在。而这到底会构成怎样一种文化介入？会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比喻：蚂蚁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的维度太高，蚂蚁根本无法感知。但我们却可以轻易介入它们的世界：踩死它们，淹了它们的巢。对蚂蚁而言，这就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是“天谴”。
那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某种比我们更高维度的“硅基生命”――比如AI（人工智能）生命，那又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创造了它，但它的感知力、判断力、想象力都远远超过我们。可能它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蚂蚁那样――我们感知不到它，它却主宰我们的世界。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景观？我们真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