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丑小鸭，观察“问题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原标题：在昆明丑小鸭，观察“问题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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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后，沿东南方向行驶70余公里，就能抵达常住人口数不足40万的云南宜良县。继续向远离县城的方向行进，随着海拔不断升高，连绵不断的农田和森林映入眼帘。昆明丑小鸭中学（下称“丑小鸭中学”）就坐落在这片森林中的某个村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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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年轻人大多已定居县城或外出务工，村里唯一的小学早在2020年就宣告关停。直到去年，出村的路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如今想要进城，要么自驾，要么步行约3公里后再搭乘公交。

这条进村的路，数百名被贴上“问题学生”标签的孩子都曾走过。每一个进入丑小鸭中学的学生，都被定义过各式各样的“问题”：叛逆、厌学、抑郁、沉迷游戏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父母“威逼利诱”送来这里。

许多家长将孩子送到学校后，总会补上一句：“我实在管不了了，你们帮我管吧”。

自2011年创办以来，丑小鸭中学已累计招收过3000余名“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且以一线城市居多。学校每学期（约5个月）收费约4万元，暑假还会开办2至4周的夏令营。目前，学校共有初中三个年级，在校生80余人。

家长不远千里、花费重金送孩子来丑小鸭中学，目的很简单：把“问题孩子”送进来，半年或一年后，再从学校接回一个“没问题”的孩子。

被送来的学生

今年十月国庆假期，12岁的杜林因被父母认为“无法处理好同学关系、不讨老师喜欢”，被以“拜访朋友”的名义哄骗进了丑小鸭中学。

在学校分别时，杜林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单独留下，还像过年走亲戚般玩着手机，等着父母和陌生人聊完。紧接着，父母收走了他的手机。告诉他要留在这里上学。在他的哭闹声中，父母驱车离去。

据当时接待杜林的学校生活老师向国跃回忆，杜林是初一年级里个子最矮小的孩子，刚来的第一天，他不会独立洗头、洗衣服，生活难以自理；来学校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哭一次。

在学校里，杜林的更多“问题”逐渐显现：性格固执、喜欢斤斤计较；做任何事都十分拖沓，即便第一个进食堂，也基本是最后一批吃完饭的；不合群，不愿和同学一起洗澡、洗衣服；还不时会做一些被认为“女性化”的动作。没人哄的时候，他能哭一整个上午。

12月上旬，杜林的父母第一次返校看他，还私下向老师表达了“希望改变孩子‘女性化’性格”的想法。那天，恰逢杜林12岁生日。

在向国跃眼中，杜林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孩子”：“这孩子其实特别讨大人喜欢，说话温柔，又懂礼貌，他只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杜林的经历，只是丑小鸭中学“问题”孩子的冰山一角。在父母眼里，更多孩子的共性问题是“厌学”。相当一部分孩子转学来丑小鸭中学之前，曾就读于所在地的名校，且学习成绩优异。

10月底，在宜良县举行的一场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丑小鸭中学学生艺馨就讲述了自己的厌学经历。她曾是一名顶尖学生，一次发高烧后，发现生病可以成为逃离学校巨大压力的理由，此后便多次“让”自己发高烧逃避上课――这是一种抑郁症的躯体化反应，一到特定地点，身体就会应激般难受。

艺馨说，“必须帮班级拿第一”的期待让她不堪重负，而发烧在家，意味着可以暂时抛开所有压力与期盼，获得片刻安宁。

12月9日下午5点，正值学校的运动课，学生们从教学楼鱼贯而出，在操场上三五成群地嬉笑打闹。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点兵点将”般，讲述着这些孩子曾遇到的问题：“那个正在打球的孩子，天生记忆力差，父亲是县级干部。他总是被父亲指责不喜欢学习、干啥啥不会。言辞激烈时，孩子会和父母打架。孩子曾跟学校生活老师坦言，每天都活在恐惧里，担心随时会被父亲打骂。”

“那个长头发、长相帅气的男生，平时喜欢跳女团舞，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性格也比较柔和。昨天他的母亲还问我：‘孩子总喜欢和女孩子玩，该怎么办？’”

“正在玩轮滑的男生，很有艺术天赋，喜欢唱歌、弹吉他和演奏钢琴曲，也乐意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做才艺表演。但他父亲在检察院工作，性格严肃，一心想让他走学术路线。所以他只要和父亲单独相处，就浑身不自在。”

詹大年说，当孩子们嬉笑打闹时，完全是小孩模样，根本看不出所谓的“问题”。“学校里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贫困的地区考上大学、站稳脚跟的。他们会下意识地按自己的成长规律和曾经的成绩，去规划孩子的人生。”

学校成立14年，向国跃见过形形色色的家长：有家长在除夕夜把孩子送到学校，直言“实在管不了”；除了哄骗，还有家长希望学校派人把孩子强制带走，甚至提前恐吓孩子“不听话就送去矫正学校”；孩子入学后，部分家长仍然会频繁在线指导“老师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此前，一位家长直白地追问詹大年：“我把孩子骗到你们学校，他从学校出来后会不会恨得想杀我？”

“问题”的变化

2011年，17岁的向国跃从中专警校毕业后，就来到丑小鸭中学担任生活老师，一干就是14年。向国跃说，2020年之前，学生的问题多集中在行为层面：叛逆、打架、逃学、沉迷网络游戏；2020年之后，抑郁、焦虑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

此前，清华大学积极心理中心团队曾开展一项历时四年、覆盖42万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16.4%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7%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表明，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三大死因。

近年来，政策层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今年10月，教育部发布《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学生心理行为偏常的识别和早期干预能力等举措。

向国跃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近几年的新生中，出现了不少常年戴着帽子、口罩的孩子，他们能一整天不与人交流；还有些孩子的手臂上有明显的自伤痕迹。“而且抑郁的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前一秒还活泼开朗，下一秒可能就以头疼为由，拒绝参加任何活动。”

据詹大年预估，学校约70%的新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或双相情感障碍。

向国跃坦言，生活老师需要随时安慰情绪低落的孩子，这让他们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别看我们平时嘻嘻哈哈，包括我在内，已经记不清偷偷哭了多少次。”

在行为层面，学校里的孩子也常和老师“斗智斗勇”。

建校14年间，曾有不少高学历教师怀揣着对学校的美好向往，不顾薪资偏低来这里任教，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他们大多很快就离开了。向国跃观察到，这些老师习惯了“优质学生教育模式”，而丑小鸭中学里的孩子本就厌学，这种教学方式与课堂氛围格格不入，课堂上几乎无人听课，导致老师们缺乏成就感。

2018年之前，向国跃每年都会遇到一两个学生翻墙擅自离校的情况。每当这时，生活老师们就得沿着进城的各条道路去寻找。

他发现，行为问题较严重的孩子，往往是过早接触成年社会、比较早熟的。如果学校的思想引导工作没做到位，他们就容易擅自离校。学校创办初期，向国跃几乎每个月都会和学生发生一次冲突。

2012年前后，他曾撞见一个学生在厕所抽烟，要求对方上缴打火机和香烟，遭到拒绝后，就让这个学生在运动课上跑圈惩罚，还试图用皮带抽腿以示警告。学生当场反抗，他的同学也想上前帮忙。

后来在学校领导的干预下，冲突变成了向国跃与该学生的“一对一”单挑，学生两次被制伏在地，最终哭着认输。

冲突发生当天午休，向国跃担心学生报复，全程没敢睡。当天下午，他主动向这个学生道歉。没想到，两人后来冰释前嫌，学生还教会了他弹吉他。如今，这名学生已大学毕业，两人依旧保持着联系。

詹大年、向国跃等老师均表示，随着教育理念日趋成熟，目前学校已明确禁止体罚学生。近两年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学生擅自离校的情况。

学校的教育

12月8日，丑小鸭中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活动当天，学生们互相帮忙装扮，轮流上台表演，弹吉他、轮滑、武术等十余个节目，从内容策划到服装搭配，全由学生自主决定。

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核心特点，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空间。无论活动大小，都尽量让学生自主决策，目的是帮他们找到自身优势，培养自我认同感，减少外界标签带来的心理影响。

操场一侧，学生们把废弃运动鞋绑在树干上，在鞋里种上了多肉；图书架上贴满了学生手工制作的各色小饰品；宿舍墙壁也被自创涂鸦全覆盖。

在校规方面，学校对学生的发型、指甲、校服穿着均无要求；图书借阅不需要登记，馆藏书籍中包含大量动漫、小说；每天设置6节文化课和3节活动课，活动课以学习军体拳、体育锻炼为主；每周还有两节晚自习为iPad自由上网时间，但需用相应积分兑换。

2025年上半年，学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积分制。积分可兑换台球桌使用权、iPad自由使用权，甚至是跟随老师进城游玩的机会；而积分需要通过按时完成作业、保持寝室内务良好等表现获取。若违反校规，比如打架，就会被扣分并接受相应处罚，包括罚跑步、当周禁止给家里打电话等。“积分制实行后，我们发现孩子们都特别看重积分。”詹大年说。

这所学校也有一些“硬性规矩”：没有洗衣机，所有学生必须手洗衣服；起床后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学生会每天检查寝室内务并评分；周末若无老师或家长陪同，学生不得外出；早餐时间推迟到9点，白天学生可在校园内下棋、打牌、聊天、看书等。

学校的十位生活老师，每天都身着全套迷彩服，每间宿舍配备一名生活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负责除文化课之外的所有校园活动。

学生入学首月，学校通常建议家长不要联系孩子。从次月开始，学生可使用老师的手机与家人通话，或在晚自习上网时间与家人联系。

向国跃说，自己小时候也是别人眼中的“问题学生”：成绩差，还经常打架。有一次和同学打架后，他被学校政教处主任抓到办公室痛打一顿，疼得站不起来，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母。

詹大年说：“虽然我办丑小鸭中学的目的就是最终要让这所学校不存在。但是我相信，只要应试教育存在，丑小鸭中学就一定会继续有市场需求。”

|对话|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多地方在学习“衡水模式”，你如何看待这种教育理念？

詹大年：我非常讨厌这类学校。如果一所学校中，早晨6点孩子就需要在操场上跑步、背书、因为成绩焦虑吃不下饭，周围所有人只关注孩子的成绩，这就不是做教育。我也不能理解竟然会有家长想把孩子送到这类学校，这不符合人性。

即使学校承诺我，孩子进入衡水中学三年就能成为高考状元，我也不愿意送他去，我宁愿让他快乐地度过三年高中。

经济观察报：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成绩要求吗？

詹大年：没有，问都不问、看都不看。我也从来不参与作业辅导或找老师沟通。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何为“问题学生”？

詹大年：这世上没有“问题学生”，有问题的是其他事情。如果孩子成绩差，老师、同学会认为他是“问题学生”；如果孩子不听从父母的管教，父母会认为他是“问题孩子”。

经济观察报：沉迷于手机游戏的学生是“问题学生”吗？

詹大年：如今家长都离不开手机，孩子为什么不能玩？如果一个孩子的师生关系不佳，也不讨父母喜欢，他就只能通过玩手机来搭建社会关系。在游戏里，他们可以尽情宣泄情绪、获得满足感。如果再禁止他玩手机，可能他会直接想不开。

经济观察报：但丑小鸭中学也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

詹大年：孩子玩手机的一个缺点是自控力较弱，容易通宵玩手机，因此我们必须禁止手机入校。但学校每周会抽出两天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时间给学生自由玩平板电脑。

经济观察报：给予孩子充分的学习自主权，会造成孩子不愿学吗？

詹大年：放孩子出门玩，并不会影响他的智商、情商。我们常常假设孩子经常出门玩、不加班加点完成作业，就等于没有好的成绩。但需要意识到，除了“认真学习且学习好、不认真学习且学习不好”这两类孩子，还有大量“学习很认真但成绩依旧不好”的孩子。在愉悦的状态下，个人学习和创造反而更有效果。

经济观察报：作为湖南人，你认为丑小鸭中学的教育模式和综艺节目《变形计》有何区别？

詹大年：《变形计》中的很多方式违反了教育的基本常识，不可能有学生因此被改造成功。将家境优渥的“问题孩子”强行带到偏僻的农村地区，住宿、饮食一言难尽，孩子会很难适应。其次，这个孩子未来也不在农村生活。教育只需发展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为何一定要让他吃苦？

经济观察报：家长会期望学校用五个月时间把孩子改造好，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行为？

詹大年：很多家长都是如此。其实，我很反感“改造”这个词，我也很少提“改变”这个概念。对孩子来说，特别是对被伤害过的孩子来说，首先要保护他们。但改造孩子不是修理机器，我们不会向家长保证百分百将孩子改造完美。我们会告知家长，改造孩子需要建立在尊重孩子的性格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如果父母接受不了，就需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

经济观察报：丑小鸭中学的学生通常在半年或一年后，就回到原来的学习、生活环境，他们会出现哪些变化？

詹大年：刚进丑小鸭中学的孩子，除了厌学，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自主生活，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会提高孩子的自我认同感，让他的生活步入正轨。很多孩子回去后，亲子关系得到了改善。但如果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做出改变，孩子未来可能还是会出问题。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你经常在教育论坛分享丑小鸭中学教育理念，会担心“翻车”吗？

詹大年：我时刻准备“翻车”。“翻车”的原因可能是别人故意找茬，也可能是自己或学校犯错，这都很正常。即使“翻车”，我也不会向外界解释或求得别人理解。到了我这个年龄（63岁），如果还需要别人去理解，那就是没长大。

经济观察报：丑小鸭中学的生活教师（教官）大多毕业于中专警校，学校如何监管生活老师的体罚尺度？

詹大年：学校不会去监管，因为他们不会动手。不体罚孩子是教师的底线，但我们在招生宣传中不会特意提及。这就像结婚当天，丈夫不会对妻子的父母承诺绝不家暴，因为这是底线，不需要额外说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一年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外参加各种教育分享会，一年至少飞行100次，这会影响学校的教育管理吗？

詹大年：没有什么影响。丑小鸭中学的老师们多年来都很少流动，他们在做学生工作方面比我强。我现在基本不参与行政管理，也没有具体的上课任务，只需要时不时进课堂与学生沟通，以及上一些示范课。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杜林、艺馨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