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生活已带给我这么多，远超我想要的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胡安焉：生活已带给我这么多，远超我想要的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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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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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初，成都已经进入湿冷的冬季。下午5点多，胡安焉从青羊区图书馆走回位于三环内的出租屋，路程大约10分钟。4年半前，他和妻子从北京搬来，看中的正是这里可以让有一点积蓄的人躺平的低生活成本。

胡安焉的日程规律：早上七八点自然醒，早早吃过饭后，他会和妻子步行去图书馆，在那里阅读或写作，傍晚五六点回家。晚上，他通常会喝点白酒或啤酒，这个习惯从2009年他结束女装生意、回到广州开始写作时养成，至今未断。

变化开始于2023年4月。那一年，《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这种规律生活被打乱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交替出现，我的写作计划几乎是半停顿的状态，”胡安焉对记者说。随着《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和引发的广泛关注，他的生活被各种事项填满：修订旧作、配合宣传、录制视频、回应约稿……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个星期，他还要飞往俄罗斯――《我在北京送快递》俄文版即将在莫斯科的非虚构书展上亮相，这是他自2007年去越南考察生意机会后，18年来第一次出国。

从1999年参加工作开始，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换了19份工作。现在，“作家”也许是他最后一份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找工作”――既是胡安焉书写的主题，也是他这二十多年里生活的主旋律。

1、“放下虚的”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99年，胡安焉“找工作”的故事开端就充满动荡。那一年，他从一所四年制中专毕业，专业是家电维修。从1996年开始，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包分配，毕业后自谋职业。到他毕业时，很多没有家庭背景的中专毕业生，不再有抱“铁饭碗”的机会了。

胡安焉和他的同学被学校安排到广州一家国资背景的四星级酒店――广州大厦，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岗位是服务员，每月工资600块。这份工作在那时算不上好的出路，却是拿到毕业证的必要途径。

胡安焉说，当时他对此并无太多想法，读中专只是因为不喜欢读书，想尽快进入社会工作挣钱。这种选择并非源于经济压力，仅仅是不喜欢学习。半年的实习结束后，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的一家服装专卖店做店员。这份工作只持续了半年多，却让他初次尝到社会竞争的苦涩。

“店里边顾客进来，大家就上去抢。”胡安焉描述道。他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是销售型，往往一看到对方皱眉头或者不满意，就没法坚持，觉得再去强迫人家很难堪。不愿与人争抢，成功率自然很低。有时，他正在接待顾客，旁边空闲的同事会直接插进来把顾客抢走。这种“赤裸裸地跟人去竞争的工作”让他心生退意。

为了获得一份“相对高级一点，不需要去抢顾客”的工作，2000年9月，胡安焉上了夜校，学习广告设计。他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其间换了好几份工作，其中包括一份在中石化加油站的工作。

加油站的工作不争不抢，同事之间没有竞争关系，每月1800元，每天8小时三班倒，时间规律，胡安焉觉得很适合自己。但后来，他被调往郊区的示范站，通勤时间与夜校课程冲突，没办法兼顾，他不得不辞职。夜校读了3年，2003年一毕业，胡安焉并未进入广告行业，反而迎头赶上了彼时方兴未艾的国内动漫热潮。 

吸引胡安焉的，是漫画社刊物上的招收学徒广告。从小看《圣斗士》《七龙珠》长大的他，对日本动漫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时，国家正出台政策扶持本土动漫产业，给予办公场地租金补贴、播出时长奖励等优惠，甚至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国外动画，以培育国内动漫市场。

24岁的胡安焉寄去了自己根据夜校素描课基础画的一个小短篇，就被录取了。在漫画社，他度过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却又略显残酷的半年时光。每天的生活是大量基础训练：画人头和全身像的各个角度、临摹大友克洋《阿基拉》中复杂的末世场景、在纸上打无数道排线――这是用钢笔表现阴影和制作效果线的基本功。

然而，漫画社采用了一种事先未声明的“末位淘汰制”。胡安焉和朋友们觉得社长（他们被要求称其为“老师”）“不厚道也不周到”。在一次决定去留的考试中，胡安焉画了一幅跟老师作对的漫画交了上去，然后选择了离开。

之后，胡安焉进入一家新创的动漫资讯杂志公司，参与了创刊。但刊物没出几期就难以为继，公司转行做起了汽车音响类的刊物。胡安焉也转任美编，处理复杂花哨的版面。这份工作让他痛苦，因为做的内容“恶心”，薪水也不多。

期间有一个插曲，当时他的女友觉得他的工资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瞒着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板谈判，将他的月薪从1800元谈到了2600元。老板直到胡安焉离职时才告诉他这件事。那是2005年，广州的房价正开始起飞。

2006年，胡安焉跳槽到另一家动漫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明确：获取政府补贴。胡安焉月薪3000元出头，加上投稿公司内部征集的动画短片脚本，每月能拿到4000元。在当时的广州，这笔钱如果不谈恋爱也还行，但他却需要恋爱，于是每月花得精光，存不下任何钱。创作上，他做的也是自己“绝对不会去买、去看的东西”。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经济上的困窘，让他在2007年春节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彻底放下“虚的”，专心去挣钱。

2、“人生的新支点”

胡安焉和一位夜校同学凑了4万元，计划是去越南做商贸生意。那会儿他们觉得，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如果去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会有很大优势。他们结伴到了河内，却发现语言不通、法规不明、那里的经营成本也不低，不确定因素太多，最终只好放弃。

回国途经南宁转车时，他们决定留下来。2007年年中，他们在南宁一个大型商场里租下了一个使用面积不足10平米的格子铺，做起了女装生意。那一层楼有接近170个摊位，过道狭窄，堆满货物。那是实体经济黄金时代的尾巴，电商尚未形成碾压之势。

然而，这也是胡安焉经历过的最为“赤裸”的竞争场域。170个摊位几乎都卖着同源同类的女装，有什么产品好卖，所有人都在密切地去搜刮信息。爆款需要隐藏，同时又要窥探别人的爆款。“人只能变得虚伪，表里不一……心里面都是各自在提防，各自在算计。”胡安焉说。

更让他难受的，是同行们言语上的攻讦。竞争对手经常会对熟客说胡安焉的坏话，甚至是抹黑、中伤。胡安焉曾感到有些顾客对他流露出莫名的鄙夷或不屑，他清楚，自己从未与对方打过交道，那只可能是有人背后说坏话了。

胡安焉不会对顾客撒谎，声称自己卖的是“外贸正品剪标货”（实际上整个商场卖的都是仿品），他也不会去说竞争对手的坏话。这种“道德洁癖”常常让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生意做了两年多，平均下来每月收入只比之前打工多了一两千，但身心俱疲，“像一根橡皮筋，拉绷得太久，完全失去弹性了”。

雪上加霜的是，胡安焉与合伙人的第二个店面因转租纠纷被收回，同时，那位曾帮他谈工资的女友也因对他失望而分手出国。2009年8月底，胡安焉带着分到的少许本钱，灰心丧气地回到了广州。

“如果我的女装生意挣的钱能再多些……我就不搞这些多愁善感的东西了，我就专心去挣钱。”胡安焉这样解释自己开始写作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赚不到钱，以及过程中积累的挫折、伤害、失败。

那时，他觉得生活很糟糕，社会现实、人心、人性都很肮脏，各种想法也变得偏激。30岁的胡安焉，履历破碎，在扩招后大学生遍地的求职市场上，已难觅“好工作”。鬼使神差地，他开始尝试写作，并把写作当作一种“很纯洁的、很高尚的、很理想的精神的追求或者寄托”，作为人生的新支点。

从2009年10月到2011年年中，胡安焉靠之前的积蓄生活，每天买书、看书、写作。他的文学启蒙来自漫画社时期朋友们的推荐：岩井俊二、北野武、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是当时漫画社一位女社员借给他的）、王小波。开始写作后，他读了塞林格、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月后，他在豆瓣上发现了“黑蓝”论坛，那里汇聚了一帮在文学上雄心勃勃、充满实验精神的年轻人，于是，黑蓝论坛成为胡安焉新的“精神寄托”。 

他给自己起笔名“胡安焉”――缘由是他喜欢读拉美小说，里面经常有叫“胡安”的人；另外，“胡”“安”“焉”这三个字组合起来又像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诘问。

积蓄快花光时，还想继续写作梦的胡安焉，选择了时间相对自由的网店。他在广州批发市场旁租了个单间，做起了“一件代发”的女装淘宝店。他本想兼顾网店与写作，结果是“两边都没做好”，生意勉强糊口，写作难以推进。

在一片灰暗的心绪之下，2012年，他应漫画社旧友之邀，去了云南大理。

此后数年，胡安焉的职业轨迹在地图上划出频繁的折线：在大理的商场做保安，后转做烘焙店学徒；2013年，他为追寻一段无果的感情，还一度去了上海，在便利店做收银员，不久又被隔壁的自行车店挖走；2014年，他再次回大理，摆起了地摊；2015年，开了一家小吃冷饮店；2016年，他再次回到广州，与旧同事合伙注册一家公司做汽车香薰网店……兜兜转转，一切都无果而终。

那段时间，迫于生计，胡安焉很少写作和看书，黑蓝论坛也已经没落。但这颗种子一直在萌发，等待时机破土而出。

“精神支撑不完全来自写作这个行为，也来自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领悟，”胡安焉说，“虽然我没有写，但对文学的一些浅薄认知，仍然可以让我觉得自己不全是个一无是处的人。” 

2017年5月，胡安焉进入德邦物流上夜班。2018年3月，为与在黑蓝论坛相识、后来成为妻子的女友团聚，他前往北京送快递，这段经历最终成为他人生转折的素材。

3、“写打工自传的作者”

2020年4月，胡安焉在豆瓣上发表《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文章被广泛传播，收获一万多点赞，近4000的转发。2021年，《我在北京派快件》刊发在了《读库2103》，成为那一期最受欢迎的文章。这些“非虚构”文章后来结集为《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引发巨大关注，让胡安焉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素人写作”热潮的代表之一。

不过，他清晰地将自己与职业的非虚构写作者区分开来：“我只能写自己的经历……我不是像何伟或者袁凌那种，他们是媒体记者出身，我不具备那样的写作能力。”他称自己只是一个“写打工自传的作者”。

当被问及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他身上的体现时，胡安焉思考后说：“总的来说，我觉得这25年中国社会确实是往文明的方向发展的。大家过得好了，就愿意对别人更好。”

胡安焉对比了自己早年在加油站工作和后来送快递的经历。“早年我在加油站给人加油，是没有人说谢谢的……只是把你当作一个小工。”而在送快递时，“95%的顾客他们给我的感受是正面的”，每天能听到无数次发自内心的“谢谢”和“辛苦了”。

“虽然我书里边写的都是负面的一些经历，”他补充道，“但只是因为这些负面的经历是我事后回忆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

写作改变了胡安焉的经济状况，但他对未来的想象依然平实。他说，如果当初那篇德邦的文章没有火，书没有出，他很可能现在仍在成都，做着盒马或者是美团跑腿的工作。他不认为送快递这类工作无法干到退休，干到55岁或者60岁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有别的机会，他不一定干到那么久。

如今除了偶尔推不掉的约稿，胡安焉不会再主动写作新的非虚构作品――他的方向是虚构，尽管他谦逊地称自己“缺乏才华”。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建议“不要报以期待”。

“小说要比非虚构更能包罗丰富的内容，”胡安焉说，“非虚构更多的是有时效性的……过了50年、100年……可能只能成为一种史料。”他更看重小说，那是他写作的起点，是与卡夫卡、契诃夫等文学偶像“虚空的精神的对话”。

胡安焉的小说集即将出版，他觉得自己经历这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练就了一个好心态。“喜欢《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读者，其实大概率是不读诗歌和小说的……如果他们仅仅因为对我个人的好感而去读我的小说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困惑或者失望。”但他并不担心，“生活已经带给我这么多了，远超过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