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下的军事史

（原标题：经济学视角下的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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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开创性地用经济学模型研究婚姻、生育、犯罪等社会问题以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入侵”了位于传统经济问题范畴以外的多个学科，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文化与宗教研究。在冷战时期核威慑的阴影下，作为经济学方法之一的博弈论也很快融入了军事策略的研究、规划工作，尤其是成为了核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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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史学对经济学逻辑的接受程度，视细分领域而程度不一。经济史自然首当其冲，历史系的学者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再垄断经济史的话语权。经济史领域后来也产生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即共享1993年奖项的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而前一年的得主恰是贝克尔。诺奖是在杰出的经济学家多年耕耘后“功成”时，给予其“名就”的承认。所以，经济学可以说在20世纪即已成功完成了对经济史的渗透和改造。但经济学在历史学的其他分支中并没有那么受欢迎。虽然博弈论在现时的军事学以及相关的国际关系政治学研究中已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可直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更广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军事史学中的应用仍较为零散和少见。经济学家尤尔根·布劳尔与军事史学家休伯特·范图伊尔所著的《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试图打破这种格局，以几种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诠释横跨千年的几个案例，以求同时向大众读者和学术界同仁展示，从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军事史，可以引出怎样的启发。

城堡及其机会成本

城堡作为书名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正是本书第一个案例。作为中世纪的重要遗产和象征，城堡尽管在热兵器时代被摧毁了不少，至今仍有不少矗立于欧洲大地之上。因顶不住重型火炮的轰击而丧失军事价值后，城堡如今大多已被改造为旅游胜地、公共文化设施或有钱人的豪宅，让人不复有恐惧之感。但中世纪时，一座像样的城堡是让敌军胆寒的防御工事和军事基地。在开阔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重装骑兵对其无计可施。面对居高临下的守军，攻方步兵强行攀爬攻城也胜算不多。冷兵器时代简陋的攻城机械，对石砌城堡同样没有太大的威胁。因而城堡内的守军无需太多，储存供他们长期驻守所需的给养及军械也就不是难事。守军可以驻守在易守难攻的城堡内，利用其因为高度而兼具的“烽火台”功能对外发出信号，耐心等待援军到来，之后共同对围城敌军形成夹击之势。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载中城堡被攻破的记录相当少见。

然而，城堡的造价极其高昂。在封建制下，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因此需要武装力量的拱卫，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无力承担哪怕一座城堡的建造成本。所以城堡多是由国君出资建造，并任命可以让他放心的贵族入驻镇守。修建城堡经常需要临时雇佣成百上千的劳动力，有的工期甚至超过十年。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在诺曼底建造的一座顶级城堡，便花掉了他同期财政收入的近三成。国库因兴修城堡而耗尽的事情在中世纪时有发生。

这就给君主们出了个难题：没有人能同时负担得起覆盖全境的城堡群和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是多造一座城堡还是多养一些兵士，君主们必须做出抉择。这就是关于“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原理适用之处。机会成本是指决策主体挑中的选项之外其余选项中最佳者的价值。理查一世如果不在诺曼底修建那座城堡，便可扩大在当地的驻军规模。显然，城堡最大的不足在于无法移动。军队则具有机动性，原则上可以用于应对境内和边境上任何地方的军事需要，能攻能守。更大规模的军队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这类军事功效，就是城堡的机会成本。

中世纪君主们最终还是选择修建越来越多的城堡，英格兰等国一度建有数百座。他们的决定在经济上是否理性，是否选择了机会成本更小的选项，需要比较城堡与军队各自的收益、成本。城堡固然昂贵，保有军队的开支也不遑多让。城堡建成之后，维护和驻军的开支并不多。一支大军则是每一天都要消耗大量粮草等物资，长距离作战时的后勤保障更是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来说都十分困难。中世纪很长时间里，供养区区几百人的常备军，也只有若干最富裕的君主才能办到。一旦开战，君主们还必须召集成千上万的平民乃至一些雇佣兵参战，军费支出很可能比多几座城堡的成本只高不低，有时还会超过财政岁入。如果巨额军费能换来常胜战绩，那总归还算物有所值。但军队一般只是在开阔地带对阵更弱小的军队时才有明显优势。而如前所述，在城堡之下，一支精锐的部队也很难占据上风并取得突破。再加上围城僵局中双方每日的开销相差甚巨，先耗不起的往往是进攻方，而非被困城堡中的守军。论成本收益比，城堡明显胜出。君主们选择广修城堡，保有规模较小的军队，的确是更加经济的选择。

雇佣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本世纪几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黑水公司、瓦格纳集团等雇佣兵组织作用显著，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中。它们有时与国家正规军并肩作战，有时甚至包揽了一些小型政权的军事事务。其实对军事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雇佣军并非新生事物，反倒比民族国家面向全民的征兵制度要悠久得多。中世纪时，辖内地广人多的封建君主有权要求封臣携兵效忠，提供军事服务。后者作为领主则可在自己的领地内招兵买马，或逐级摊派给下一级的领主。意大利等地相对独立而面积又小的城邦国家，则很难拥有如此丰富的兵源，一度不得不出资请来雇佣兵保卫自己。好在它们作为商业中心，大多较为富庶，钱不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如果靠征召本土民众来提供兵力相当于要付出两项成本。一项自然是花在士兵身上的军饷及其他开支，另一项则是被征召的平民原本可以继续从事的经济活动所能产生的税收。对经济发达的城邦来说，后一项成本不可小觑。临时召来的平民的战斗技能也远不如专业人士。城邦国家在防务上更多地依靠雇佣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雇佣军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与扎根本地的市民不同，外来的雇佣兵与作为雇主的城邦之间缺乏天然形成的纽带，基本上是单纯的交易关系，并且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旦确定并开始执行，受雇者有自利动机不按雇主的最佳利益行事。这就是位于契约经济学核心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不加约束，代理人很可能只拿钱不办事，有牺牲生命的风险时当然尤其如此。契约的设计需要尽量缓解这些问题。历史上的雇佣兵合同也的确如此。

城邦雇佣的兵团规模并不大，人数多在两位数。雇佣兵市场成型的早期，城邦直接招募散兵，需要一一处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太多。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城邦后来开始与佣兵队长单独签约，由后者自行负责兵力的组织和管理。为减少逆向选择的风险，城邦招募佣兵队长时倾向于选择在战绩和诚信等方面信誉较高的队长，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尝试通过贵族的家族网络等社会关系，寻找较为知根知底的将领。

为约束佣兵队长，促使其充分履行保卫城邦的职责，佣兵合同中会详细约定雇佣兵团的人数、武器状况、战时与平时及各级别各兵种不同的薪酬标准，以及俘虏和战利品的处置分配规则，等等。当时骑兵格外重要，战马又比人金贵，一匹马的养护开销可以明显超过骑兵的军饷。因此，合同中会明确规定战马的数量、质量，以及马匹伤亡后的赔偿办法，可谓事无巨细。此外，由于城邦不会跑路但雇佣兵团能随时一走了之，很多合同要求佣兵队长首先缴纳保证金。城邦在与兵团合作的初期大多也只愿签订时长数月的短期合同，并保留续签合同的选择权。有的合同经过第三方公证，出现纠纷时诉诸强制仲裁。可见佣兵合同的复杂和严谨，不逊于当今的一些商业合同。结果，不仅城邦一方有法律人才来处理合同相关事宜，雇佣兵团也会配备律师。有的兵团还聘请了会计和银行家。

缔约是一回事，合同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存在道德风险的环节，因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尤为关键。城邦会派人检查雇佣兵团的人员和马匹状况。对于马匹这一最重要的资产，城邦要求每一匹分类、标记并登记入册，避免兵团一方造假，或双方产生纠纷。威尼斯甚至要求，兵团有战马损失后，须向城邦的检查人员呈交马皮以验证属实。而在战时，城邦会在战场上部署监察员，监控兵团是否努力作战。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历史上雇佣兵团最终衰落并让位于常备军。但主要原因是城邦的财力由于战事频仍而渐趋枯竭，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组织结构变化，并不是佣兵合同在应对信息不对称风险时有什么本质缺陷。恰恰相反，佣兵合同普遍履行良好，还促成了短期雇佣向长期合作的演变。有些城邦的常备军正是由其长期雇佣的兵团归化而来。

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兵替代选项的常备军，也不能免于“委托-代理”问题。当代的雇佣兵团以私人军事公司、安保公司等承包商的形式继续存在，受到第三世界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小国的欢迎。这些小国的领导层不信任在国内有深厚政治关系的本国军人，惧怕军事政变的风险，宁肯仅保留小规模的正规军，有需要时再聘请海外的私人军事承包商来解决问题。

军事决策中的经济理性

本书运用于分析的几种经济学原理，均来自19世纪初步形成，经受了行为经济学等新兴理论的挑战，迄今仍屹立不倒的新古典经济学，也都可以在初级的经济学教材乃至通俗著作中见到。除了主要以城堡来讲解的机会成本和以雇佣兵团来介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之外，两位作者还通过拿破仑等名将如何确定是否及何时发动战役、二战后法国为何决定拥有核武器、恐怖主义与反恐等案例，解释了预期边际成本与收益、边际收益递减、隐藏行动与激励相容等多种原理。其实，书中每个案例都体现了所有被提及的原理，但为了在考察各种原理时不失重点，作者们选择在每个案例中详尽而突出地讨论特定的一种原理，对其他原理如何同样体现仅做简略评述。

一些读者也许会质疑，数百年前的军事领袖们是否真的能像理性经济人那样做出选择。毕竟，古代多数君主和将领只能说是一介武夫，受教育程度很低，不少人根本不识字。何况当年没有现今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更没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这样的咨询团队，不会有人真的基于上述经济学原理给决策者提供建议。甚至这些原理本身被明确提出，都还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古代的领袖们当然不可能自觉地运用机会成本等现代人才理解的原理来研判防务。话虽如此，经济学界早已对这一问题有过思考并且普遍认为，行为主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可以视作是在遵从原理行事。1950年左右，学界曾激烈争论，企业是否真的通过比较边际收益与成本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到企业中实际调研的学者称，模型中描述的这一决策模式纯属子虚乌有。张五常的老师阿尔钦以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做出回应，主张企业管理者虽然未必在有意地按照经济学原理决策，但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远离环境中最优行为模式者会被淘汰，接近最优模式者则可以生存壮大。从长期结果来看，幸存下来的企业就仿佛是在追求最优化一样，无论管理者主观上如何。贝克尔1962年的重要论文《非理性行为与经济理论》也指出，经济主体面临预算约束时，哪怕行为毫无理性、纯粹随机，平均而言也会表现出需求曲线向下、其他条件不变时偏好更低成本等模式，与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理性主体极为相似。正如我们在城堡和雇佣兵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古人的军事决策完全可以符合经济理性。由此看来，经济学方法在军事史研究中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尚且很高，值得更多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