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主校区“转场”通州

（原标题：中国人民大学主校区“转场”通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雷明、许龄丹、胡方梅、曹胜利、黄思琦、杨一／文 5月26日早上8:00，闹钟的铃声划破宿舍的宁静。张瑶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毕业照拍摄日。她特意比平时早起了一个小时，开始精心梳妆打扮。在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中关村校区就读四年的点点滴滴，在她脑海中闪回。

今年9月，她将前往人大通州校区继续深造。而此刻，她只想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今天的毕业照上――这是她在中关村校区的最后留影，也是四年青春的最好见证。

2025年3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通州校区升级为学校主校区，并计划于今年秋季学期全面投用，首批人大硕士研究生新生及28个教学单位将奔赴通州校区。未来，通州校区也将作为人大主校区，成为今后新生的主要学习和生活场所。这一决策标志着人大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近几年，北京高等教育的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在北京土地资源有限，但高校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师生数量不断增加，教学资源异常紧张，有限的空间成为制约高教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只人大，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也在雄安、大兴等地积极布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校迁出城区可能是一个“历史性机遇”。高校的迁出和迁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顶层设计和操作性很强的流程设计。为了给北京中心城区有序“减负”，不少在京高校承担起了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推动教育事业合作发展的功能。

从中关村到通州

四年前，贵州女孩张瑶以高分考入人大，开启了她的“黄金时代”。“这四年我把人大周边，甚至整个海淀都摸透了。”她在最爱的烤肉店边翻着肉片边说：“海淀高校圈的美食地图，都是我们学生口口相传的宝藏。”

学校周边的每个角落都承载着回忆――明德书店的台阶上，她和同学捧着咖啡赶作业；赋格酒吧里，爵士乐伴着闺蜜间的悄悄话；还有校友自发组织的学术酒会，大家在微醺中碰撞思想。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地方，串起了她最鲜活的大学生活图景。

中关村高校林立，张瑶把跨校交流当成日常。在北大蹭课、与清华同学打模拟法庭的经历，让她体会到“步行可达的思想碰撞”带来的惊喜。这种独特的学术生态，成为她大学生活最珍贵的财富。

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张瑶对中关村的地理优势深有体会。“这里简直是实习党的天堂”，她一边说，一边熟练地划开手机地图，指尖停留在朝阳区密密麻麻的律所标记上。“现在从中关村去实习，通勤只要一小时。”但如果从通州出发，她说：“至少得多花四五十分钟。”

张瑶的大学生活里，亲密关系是重要的坐标。“以后约饭就难了，”她说，“朋友在中关村，我在通州，光化妆赶路就得早起一小时。”更让她发愁的是男友还在本部读大二，“这下要体验跨校区异地恋了。”

望着熟悉的校园，她突然意识到：“从前觉得中关村就是全世界，现在要去通州重新画地图了。”

通州的校园地区也开始逐渐点亮。

在张瑶拍毕业照的第二天清晨，2025年5月27日早上八点，陈姐的小饭馆开始营业了。饭馆的位置并不显眼，开在距离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门不远的一处停车场旁。

店面不大，大约十几平方米，被简单地隔出厨房和窗口，“现在天气热，我就卖点盒饭、凉皮和凉面，都是给来打工的和附近上班族方便打包带走的。”陈姐说。她边熟练地装盒边补充道：“等学生来了，我就把厨房往后挪点，再腾几张桌椅出来，他们可以坐着吃。”

“学生来了”――是她反复提到的关键词。

陈姐此前并没有在大学城做过生意，甚至对通州校区也知之甚少，是朋友介绍她来这个新地段试水开店。她之所以选择这里，除了看中紧邻地铁和主路的地段外，更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人大新校区的首批学生。她算了一笔账：饭馆一年房租4万元，比起寸土寸金的海淀，“便宜多了”。而且离家近，方便她操持家务。

人大中关村校区附近的商户张哥对是否将自己的商铺迁移去通州的事情也作出了考量。张哥打听到通州那边的租金虽说和这边相差挺大，但还得重新装修，前期门店投入成本就得掏出近20万元。

“我这里是老店铺，基本上到了饭点，店里坐得满满当当。学生们有时候会提前微信点单吃啥，几点到，这样就不用等，回头客挺多的。上次问了一些孩子，他们说老生继续在本部，新生才过去。这样一想，我已经有稳定的老客户，就没必要再去通州了，本身自家孩子还在海淀上学，也要为自家家庭考虑。”张哥说。

眼下，通州校区尚未正式迎来开学季，周边除了一家万象汇商圈，配套商业还远未成型。

校外经营者多是附近本地居民开设的摊位和店铺，体量不大。陈姐的一些邻居也是开杂货店、小超市的，他们都在观望学生带来的“流量”会不会成为新生意的支点。

与他们的“等待”形成对照的，是中关村校区另一种早已成熟的生活形态。在那里，学生的消费习惯、外卖平台的数据、品牌的入驻情况早已高度成型。而通州校区周边 5公里外卖商户数量远少于中关村校区。餐饮业态以小型快餐店、小吃摊为主。多数店铺经营品类单一，主要集中在炒饭、米线等常见食品。

北京市通州区副区长林正航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增优作为重要任务，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设副中心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景山学校通州校区、黄城根小学通州校区等15家优质教育资源落地副中心，新增优质学位6万余个。其中，人大通州校区是副中心建设的重点工程。 

高校搬迁这件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在人大公众号发表文章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是最大的挑战，在双校区并行的条件下，学术氛围、学术生态有较大变化，但要始终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首先，如何减少对师生交流的影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两校区距离的阻隔减少了老师和学生们线下见面的机会，上课、课后交流、组会制度等学术活动都会面临师生脱节的风险，所以师生，尤其是老师要在双主校区之间勤走动，减少空间阻隔，保证组会的正常开展，学校、学院也会对此给予大力支持。

已经在人大东门附近居住了42年的人大退休老师吴先生有些担忧。他说：“跨校区办学最怕‘貌合神离’。老校区这边的人文社科底蕴深厚，新校区可能更侧重新兴学科建设，两边资源怎么协同？而且，新校区离市区远，校外专家讲座、学术交流活动的参与度肯定会受影响，这对学术氛围的冲击不可小觑。”

吴先生称，人大需要更大的空间发展新兴学科，通州校区的科研楼、实验室规划得很先进，对理工科发展是利好，但关键在于“平衡”――既要保住老校区的人文根基，又要让新校区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

过去北京多所高校搬迁的经历印证了这件事：校区搬迁既是机会，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

作为首都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良乡大学城是北京重点建设的两大高教园区之一。这几年，大学城发展迅速，已入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理工、北中医、首师大、北工商5所大学，在校师生大约有5.6万人。

赵老师是北京工商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师，自2006年起就在北京工商大学任职。早在2004年10月，良乡主校区一期工程便已投入使用，近八千名学生顺利入住，莘莘学子有了更舒适的学习环境。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持续推进，2019年8月，这里又新建了4.25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数年的发展，让良乡大学城愈来愈完善和成熟。良乡校区以其较大的占地面积和先进的教学设施，胜于阜成路校区。

赵老师说，良乡校区的教室设计新颖，智慧教室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远超阜成路校区。此外，良乡校区的配套设施也更为完善，操场、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和食堂不仅规模更大，数量也更多。宽敞的教师休息室和办公室为深度学术研究和集中授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通勤时间成本上升是一个突出问题。过去的七八年间，赵老师同一门课程分别在阜成路和良乡校区均有开设。她坦言，同时承担阜成路和良乡校区的教学任务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双重压力。像许多北工商教师一样，她为了子女教育选择在阜成路本部附近定居，这使得往返两地的通勤成为巨大挑战。

如果需要在良乡校区上午9点到11点监考，教师们往往早上7点出门，监考2小时后返程，回到家已是中午十二点半。这种“通勤5小时，工作2小时”的现状，不仅挤压了备课时间，更影响了师生课后交流的质量。即便有校车接驳，这种“与时间赛跑”的通勤方式，依然让教学工作平添几分辛苦。

良乡校区的快速发展给赵老师带来了意外之喜。她亲眼见证了这片区域的蜕变：从最初仅有一条高速的荒芜之地，到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缺乏商业配套，到时代广场、熙悦天街等综合体的相继落成。“现在课后约学生讨论，我们都习惯去商场里的特色餐厅。”赵老师说，“连宣武医院都要在这边建分院了。”

不过谈及安家计划，她仍显犹豫。虽然已在房山购房，但为了孩子能继续在海淀就读，她选择维持现状。“每天往返确实辛苦，但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在她看来，良乡的发展令人欣喜，但教育资源的差距仍需时日来弥补。

北京的高校搬迁仍在推进中，如今向京郊转移的高校络绎不绝。

除了首都医科大学新校区（校本部），还有首都体育学院延庆校区、北京大学昌平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校区、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清华大学通州校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中国农业大学平谷校区、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等。经济飞速发展的雄安新区，也成为北京高校崭新的聚集地。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曾指出，北京高校搬迁这一问题是在2000年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的浪潮逐渐显现出来的。为了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先后在沙河、良乡等地建立大学城，缓解了部分紧张局面。

“一所高校的迁移不仅关乎师生，也往往会连带其他相关人员。”据周光礼估计，如果北京地区有10所高校将主要教学资源迁至雄安，就能直接或通过拉动经济、创造就业等间接方式，带动约100万人口的流动，这对于疏解北京市人口压力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100万人口中的大部分属于高学历人群，对于雄安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正如周光礼所说，“从某个角度说，这可能是高校拓展办学空间的最后机会。”

（本文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瑶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