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行记｜来到北方水乡，我错觉自己在江南
小微
（原标题：十月行记｜来到北方水乡，我错觉自己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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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穿行在胜芳古镇的窄巷里，空气中弥漫着河水的湿润与老槐树的清香，橹声�G乃，若不是耳边传来的地道冀中乡音一再提醒，恍惚之间，会让人恍然置身于江南某个水乡古镇。
从北京出发，沿京德高速一路向南，车窗外的景致从峻峭的森林渐次变为平旷的田野。不过一小时车程，当“霸州”的路牌映入眼帘时，一种与北方干燥气息迥异的湿润感便悄然袭来。
位于北京、天津、雄安三角地带的霸州，自古便是通衢要冲，但它的底色，远不止于干戈与车马。
置身于霸州胜芳古镇，会颠覆你对北方的固有想象。
这里河渠纵横，舟楫往来，古老的石桥连接着白墙灰檐的民居。初夏的风掠过水面，带来荷塘初绽的微香，与不远处中亭河上货船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
这种“江南错觉”并非空穴来风。
历史上，这里曾是碧波千顷的东淀，宋辽时期便是边关贸易的“水陆码头”。北宋文人苏洵（苏轼之父）在此为官时，不仅引入了南方的水稻莲藕，更带来了江南的营城理念与生活美学。清代，胜芳凭借漕运之利跻身“直隶六大名镇”，赢得了“南有苏杭，北有胜芳”的盛誉。
然而，霸州的基因里，始终镌刻着北方的雄浑。宋人称之为“三关锁钥，冀中机枢”。这里既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也是商旅云集的繁华之地。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收复关南，在此置霸州，“以霸为名，乃取威烈之义，以示武功。”这片土地从诞生之初，就与王朝的兴衰、边防的稳固紧密相连。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霸州：它既有水乡的温婉，也具边城的豪迈。你能在胜芳的文昌阁里听到韵味绵长的昆曲，也能在乡野间感受到燕赵慷慨悲歌的遗风。这种矛盾与统一，塑造了霸州独一无二的气质。
千年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与现代仍在持续交织，历史与未来再度猛烈碰撞。
当我们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看老人们在中亭河畔下棋、聊天，听他们用浓重的乡音讲述“八大家”的传奇时，那条流淌了千年的水路，似乎正将南方的精致与北方的雄浑，编织成一幅属于当代的“清明上河图”。
一片土地上的南北张力
站在霸州博物馆的沙盘前，一种奇特的时空错位感油然而生。
沙盘清晰地标示出宋辽时期的关隘、河道与城池。霸州故地，益津关、淤口关、瓦桥关――“三关”如铁锁般扼守着北上南下的咽喉。也正是在这片被战争阴云笼罩的土地上，水脉纵横，淀泊相连，竟与江南水乡有着几分相似。
这种地理上的矛盾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霸州命运的独特性。
霸州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为燕国属地。“风萧萧兮易水寒”，那首慷慨悲歌的诞生地，离此并不遥远。秦代属广阳郡，汉代称益昌县，历史的脉络在此清晰可循。
但霸州真正登上核心历史舞台，始于公元959年。
那一年，后周世宗柴荣挥师北伐，收复关南地区，置霸州。关于其名由来，《大明一统志》记载：后周始立霸州，“留其将韩令坤守之，以示雄霸之义”。一个“霸”字，充满了武力威吓与战略雄心，将其军事要塞的定位表露无遗。
自此，霸州成为中原王朝对抗北方民族的重要前沿。
宋辽之际，霸州的益津关、淤口关和雄州的瓦桥关并称“三关”，是北宋防御辽军南下的生死线。当时，州治移至益津关，实行州关同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足见其军事地位之紧要。
行走在今天霸州市区的街道上，很难想象脚下便是当年宋辽争战的主战场之一。
只有偶尔从老一辈人口中，还能听到关于杨家将杨六郎镇守三关的传奇故事。这些传说，早已成为本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宋业偏安一分东，与图今已尽燕云，野旷沙平陵谷异，耕民犹说六将军。”明朝兵备副使王凤灵的这首诗，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更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数百年来，民间的记忆往往以英雄传奇的形式，覆盖了冰冷的历史记载。
然而，这片土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金戈铁马的边关，又是舟楫往来的水乡。
在霸州的一些老村落，至今仍能看到一种独特的民居建筑：青砖垒砌的墙基高达半米，以防御水患；而窄小的窗户与厚实的门板，又隐约透露着对兵燹的防范。一砖一瓦间，同时回应着水与火两种截然不同的威胁。
这种双重性，在和平时期显得尤为动人。
当战事稍息，作为水陆码头的霸州便迅速焕发出商业的活力。南方的丝绸、瓷器经由此地北运，北方的皮毛、药材也由此南下。商旅的汇聚，不仅带来了货物，更带来了文化习俗的交融。
在胜芳古镇，一些老宅的飞檐翘角，细看之下竟有几分徽派建筑的秀美，与北方民居的浑厚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当地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在商贸往来中，由南方的匠人引入，并根据本地的气候与审美习惯进行了改良。
从五代到明清，霸州始终是京畿重镇，但其角色已悄然转变。它从一个纯粹的军事堡垒，逐渐演变为护卫京畿、沟通南北的战略要地。
清帝乾隆对这片土地格外关注。他多次巡视于此，并非为了用兵，而是为了治理水患。他御笔丹书《阅永定河记》《淀神庙碑记》，并作《题淀祠行馆八景诗》传世。
帝王的视线从关隘转向河堤，标志着这片土地的核心议题，已从军事防御转向了经济发展与民生安定。
旧志曾载“霸为畿辅首郡”，“实为圣天子股肱郡”。此时的“霸”，已不再仅仅是“雄霸”的武力彰显，更增添了“霸业”的治理内涵。
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那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变得清晰可见：霸州的命运，始终在与两种力量对话。
一边是作为军事边关的“北方”，它塑造了霸州人骨子里的坚韧、尚武与家国情怀；另一边是作为水陆码头的“南方”，它赋予了霸州人思维上的灵活、开放与商业头脑。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在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最终锻造出霸州独一无二的地域性格。
站在中亭河畔，看着流水千年不息，你会恍然明白，那种“身在北方，恍若江南”的错觉，并非偶然的幻觉，而是深植于这片土地血脉中的历史记忆，在此时此刻的悄然苏醒。
南北通衢的商业基因
踏入胜芳古镇，首先迎接访客的，不是北方的风沙，而是湿润的水汽与穿镇而过的潺潺流水。
乌篷船划过中亭河的水面，船娘哼唱着略带冀中口音的小调，两岸是北方罕见的、临水而建的骑楼长廊。倘若闭上眼，单凭感官判断，几乎会笃定自己正身处某个江南集镇。
然而，一开口与当地人交谈，那字正腔圆的北方方言，以及街边小摊上热气腾腾的北方面食，又会立刻将人拉回现实。这种持续交织的错位感，正是胜芳商业传奇迷人的底色。
这一切的繁华，都始于水，成于南北的相遇。
在霸州东部，距市区约35公里处，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最初因地处河堤汇合处而得名“堤头村”。其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公元前278年，燕王以武力收复此地，取共享和平之意，改名为“武平亭”，一个颇具军事屯戍色彩的名字。北齐时期，又更名为“渭城”，名字里已带上了水的韵味。
但真正为胜芳注入江南灵魂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著名文人苏洵在此任主簿，这位来自眉山的南方才子，将故乡种植水稻、莲藕的农业技术引入了东淀。
于是，这片北方土地上，出现了“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南国景象。人们取“胜水荷香”“胜水流芳”之意，将渭城改名为“胜芳”。一个名字的更迭，标志着一场深刻经济与文化转型的开启。
水，重塑了这片土地的基因，也重新绘制了它的商业地图。
胜芳因水而兴，因水而盛，迅速崛起为北方著名的水旱码头。元代，大运河北运河段全线贯通，如同给这条经济血脉接上了主动脉。胜芳借此一跃成为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汇的核心重镇之一。
南方的丝绸、茶叶、竹木，经由运河溯源北上，在此集散；北方的棉花、药材、干货，则从这里装船南下。古镇的河道，成了流动的银库。清代，胜芳跻身“直隶六大名镇”之一，“南有苏杭，北有胜芳”的民谚不胫而走，这并非对景色的简单比拟，更是对其商业地位与繁荣景象的确认。
发达的商业，必然催生先进的金融。
在胜芳，我们看到冀中平原最早的金融业和津西最早的邮政业。商业信用在这里取代了人情社会，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新纽带。
胜芳蔡家，早在乾隆年间就挂起了“立祥号”钱庄的招牌，它不仅仅从事银钱兑换，更发展出存、放、汇、兑的早期银行业务。
道光年间，万盛、广义等钱庄也纷纷成立，一条初具规模的金融街在胜芳形成。北方的实用主义与南方的商业精明，在此刻完成了嫁接。
资本的聚集，孕育了庞大的商帮。
清末民初，镇上著名的“八大家”――吉庆堂蔡家、师竹堂王家、笃庆堂杨家、聚兴堂张家等，几乎都发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这并非巧合，而是抓住了传统中国被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时，在北方内陆产生的新机遇。
仔细剖析“八大家”的产业布局，一幅南北商业融合的画卷清晰可见：蔡家的钱庄，学的是山西票号的架子，内里却融入了南方商帮灵活的风险控制手段；王家的绸缎庄，从苏杭采买原料，却聘请北方匠人，织造出符合京津官宦与市民阶层审美的纹样与布料；张家的药铺，既经营长白山的人参，也贩售川广的云贵药材，形成了“南北药材，集于一堂”的格局。
他们的事业，几乎囊括了钱粮、绸缎、医药、餐饮诸业，共同构筑了一个自足而又开放的商业帝国。他们的宅邸，往往是徽派马头墙与晋中砖雕的混合体，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其商业版图与文化认同的物化体现。
行走在今天修复后的胜芳老街，依然能触摸到这段历史的余温。
老钱庄的石制柜台被磨得光滑如镜，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账房先生拨弄算盘的身影；临河的店铺里，老师傅正在制作传统的胜芳松花蛋，这门手艺，据说也是南北交流的产物。
水，给了胜芳不同于北方内陆的灵动与开放；商，则赋予了它超越地理限制的格局与野心。
这片北方水乡，从未简单地复制江南，而是以水为媒，以北方的筋骨，持续吸纳并运转南方的商业精血，写就独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
阵痛与新生
如今的霸州，开始面临产业转型的阵痛。
2017年，这座曾是河北重要钢铁基地的城市，在全省率先完成两家钢厂――新利钢铁和前进钢铁的整体退出，合计压减炼铁产能416万吨、炼钢产能498万吨，涉及800余家上下游企业。
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霸州成为廊坊首个“无钢市”，更意味着当地必须直面近10亿元税收窟窿和数万职工的安置难题。
彼时，钢铁产业曾是霸州的经济命脉。
在胜芳镇，几乎家家户户经营着与钢铁相关的加工厂，两家龙头钢厂生产的带钢直接供应本地金属玻璃家具产业，形成“钢厂生产多少，下游就能消耗多少”的紧密链条。
然而，低端产能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问题日益突出。2013年河北省启动淘汰过剩产能计划后，霸州提出“两年任务一年完、一年任务再提前”的目标，以市场化收购为核心手段，引入华夏幸福基业整体收购钢厂资产，并通过职工分流、公益岗位安置等方式，促进相关员工的再就业。
钢厂关停后，本地家具企业从唐山采购带钢，运输与原材料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大幅挤压。
更严峻的是，新兴的食品产业（如达利集团、海底捞工厂）虽初具规模，但2018年税收仅3.2亿元，远无法填补钢铁业留下的财政缺口。
为重构产业体系，霸州瞄准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试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AMOLED显示模组（云谷科技）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以石墨烯家居为代表的智慧家居、都市食品、新材料；三大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智慧物流、文旅康养；一个都市农业：平原森林生态与休闲观光农业。
其中，传统金属玻璃家具产业通过设计升级与技术嫁接实现突围。
在破解资金难题上，河北省2025年新版《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为霸州提供了新思路。该政策通过三级目录识别转型项目（10大领域、53项技术路径、135项具体技术），并设立转型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引导资金流向低碳改造。
截至2025年一季度，河北全省已有11家钢铁企业获得转型融资授信272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低至3.60%，为企业节约利息支出4500万元。
霸州本地企业也开始探索新的制造路径。
例如，仟舜永合工贸通过引入60台机器人，降低30%气体能耗；小仙炖食品通过回收玻璃瓶再造，构建废物资源化闭环；海阳顺达玻璃则研发超低能耗建筑玻璃，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霸州的转型正在揭示中国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共性命题：产业生态的重构需要时间，从“钢铁独大”到多元产业支撑，霸州用了近十年才实现三产占比反超二产（2018年三产占比51%）；区位优势需转化为发展动能，凭借毗邻雄安新区的优势，霸州积极承接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产业转移；绿色转型是必由之路，通过“气代煤”工程、中亭河治理、万亩秀林建设，霸州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1.5%，逐步实现“生态红利”与经济效益双赢。
如今，霸州以“京津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为定位，从昔日的“钢铁重镇”蜕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其转型历程印证了当地政府的一句总结：“以粗放求发展，发展不保；以精细求发展，发展长效。”
这条阵痛与新生交织的道路，正是中国传统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缩影。
霸州的未来
重新站在中亭河新修的景观桥上，一眼望去，左边是胜芳古镇青砖灰瓦的老建筑，右边是霸州高新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厂房。
这座桥仿佛成了霸州当下的隐喻――连接着历史与未来，却不让任何一方吞噬另一方。
2025年，霸州出台了“6+1”招商引资攻坚行动方案，十大招商举措中，“借力北京聚焦承接疏解、联动天津加强对接合作、借势雄安实施产业对接”居于核心位置。
这一战略的背后，是霸州对自身定位的一种认知：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不做单纯的追随者，而要成为有特色的“价值链接者”。
在空间布局上，霸州提出了“东部振兴、中部崛起、西部腾飞”的立体发展构想。
东部的胜芳，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家具制造。
西部，规划中的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在积极探索“ACFO”（产业引领、资本驱动、规划先行、产城融合）新发展模式。该模式不再走“产城分离”的老路，而是将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同步规划，推动产业与城市的协同发展。
交通规划的突破性进展，也在重塑着霸州的地理价值。
作为全国目前唯一规划有三条高铁、一条轻轨的县级市，霸州即将实现的“7分钟抵达雄安，13分钟直达大兴国际机场，30分钟可达北京西站和天津”交通圈，不只是时间的压缩，更是发展机遇的倍增。
这就像是历史的轮回，宋辽时期，此地是商旅通衢，现在，霸州则要成为信息、资本、技术流通的新枢纽。
对于未来，霸州人还有着更多的理解。
在胜芳古镇，我们看到年轻人利用直播平台展示传统花灯制作工艺，同时通过网络接单定制现代风格的文创灯饰；在老街改造中，设计师刻意保留了一些斑驳的老墙，却在内部构建了完全现代化的生活空间。
从曾经的“三关锁钥”到今天的“京津走廊”，霸州的历史角色一脉相承，但内涵已革新。
它不再依靠关隘来分割与防御，而是凭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智慧高效的物流体系和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成为连接南北、融通内外的区域协同发展关键节点。
在霸州高新区规划馆里，一张新旧叠加的地图颇具象征意义：古代的商道与现代的高铁线路重叠，传统的集市位置正是今天创新工场的所在地。
霸州不做断崖式的革命，而是追求有传承的进化。这种态度，或许正是霸州面对未来的最大优势。
不割断历史，让他们保持着文化的根脉与身份的认同；不固守历史，让他们敢于打破路径依赖，拥抱变革。
知道从哪里来，才能明白往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