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三位学者以解释“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获奖

（原标题：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三位学者以解释“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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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表彰他们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总奖金1100万瑞典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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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发表的声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将获得奖金的一半，以表彰其“对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所需条件的识别”；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 Peter Howitt）将平分剩余部分，以表彰他们提出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官网信息显示，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于解释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当一种新的、更好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遭遇损失。

乔尔・莫基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197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菲利普・阿吉翁，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8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彼得・豪伊特，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的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其中一半归乔尔・莫基尔，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同获得。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聚焦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实际经济问题的传统。

诺贝尔基金会发布的新闻稿全文如下：

他们展示了新技术如何驱动持续增长

在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使无数人摆脱了贫困，并为我们今天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解释了创新如何为进一步的进步提供动力。

技术飞速发展，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取代旧有的事物。这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并最终为全球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健康和生活质量。

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恰恰相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停滞才是常态。尽管时不时会出现重要发现，有时能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收入，但增长最终总是会趋于平稳。

乔尔・莫基尔利用历史资料等方法揭示了持续增长成为新常态的原因。他证明，如果创新要在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中接连发生，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某项技术“有效”，还需要对其“为何有效”有科学解释。在工业革命之前，后者通常是缺乏的，这使得人们难以在新的发现和发明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还强调了社会对新思想保持开放并允许变革的重要性。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也研究了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在他们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当一个更好、更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失败。创新代表着新事物，因此是创造性的。然而，它也是破坏性的，因为技术被淘汰的公司会在竞争中出局。

这些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创造性破坏会产生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加以管理冲突。否则，创新就会被那些面临劣势风险的既有公司和利益集团所阻碍。

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这些获奖者的工作表明，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的底层机制，以免我们重新陷入停滞。”

近五年来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奖者及相关理论：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与詹姆斯・A・罗宾逊

核心贡献：构建了制度起源、演化与经济繁荣关系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证框架，从根本上重塑了对国家发展差异的认知逻辑。他们突破地理、文化等传统解释范式，基于政治与经济双维度将制度明确界定为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前者以权力分散制衡、产权保护、公平市场准入为核心，通过激励广泛创新与投资支撑长期增长；后者由少数精英垄断权力，以资源掠夺与垄断压制社会活力，仅能维系短期增长且不可持续。为破解制度差异的根源，他们通过数理模型揭示其核心逻辑――攫取性制度因能保障精英既得利益而形成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则取决于政治权力分配与实际权力格局的动态博弈。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们以欧洲殖民史为自然实验场景，创新性采用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有效解决了制度与增长间的内生性难题，实证证明殖民者在低死亡率地区倾向于建立包容性制度、高死亡率地区则推行攫取性制度，而这种历史形成的制度差异直接决定了当代国家的贫富分野，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变量”提供了严谨的计量证据 。

这一理论与实证的深度融合，不仅阐明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制度根源，更为全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锚点，正如诺奖委员会所强调，其工作“从历史与现实维度厘清了制度塑造繁荣的底层机制”。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

核心贡献：通过整合美国超200年的历史数据，构建了系统性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演变逻辑与核心驱动因素。

理论核心：一是提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U形曲线假说，阐明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时女性参与度下降、向服务经济转型时再度上升的规律，背后是经济结构变迁与家庭社会规范的共同作用；

二是揭示关键变量对女性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如口服避孕药的普及通过赋予女性生育规划自主权，加速了其高等教育投资与职业发展进程；

三是精准定位当代性别工资差距的核心根源，指出在教育、职业选择差异缩小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引发的职业中断、工作时间缩短及对灵活岗位的被动选择，以及职场对“长时间、特定时段工作”的溢价奖励机制，成为差距持续存在的主因。

这一研究既颠覆了对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认知，也为通过推动工作制度灵活性等政策缩小差距提供了科学依据，正如诺奖委员会所强调，其成果从历史维度厘清了性别差异的形成机理，为解决现实不平等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与菲利普・戴维格

核心贡献：在于系统构建了银行功能与金融危机的理论框架，为理解金融体系运行逻辑及危机应对提供了根本性科学依据。

戴蒙德与戴维格提出经典的银行挤兑模型，揭示银行通过汇集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解决了储蓄流动性与投资长期性的核心矛盾，同时也论证了这种模式内生的脆弱性――储户恐慌引发的挤兑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政府存款保险与最后贷款人机制可有效防范此类风险。戴蒙德进一步阐明，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具备专业的信贷评估能力，是保障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的关键环节。

伯南克则通过对大萧条的实证研究，突破传统货币主义解释，指出银行大规模倒闭导致的信贷渠道断裂是危机深化与长期化的核心原因，银行破产造成的借款人信息流失会严重削弱经济复苏能力，其后续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更揭示了金融市场摩擦如何放大初始冲击、加剧经济周期波动。

三者的研究共同确立了“维护银行体系稳定是防范系统性危机核心”的认知，直接推动了全球存款保险制度普及、央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等实践，正如诺奖委员会所指出，其成果“极大提高了人类避免严重危机和昂贵纾困的能力”。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卫・卡尔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

核心贡献：戴维・卡德：以自然实验为核心工具，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取得突破性实证发现，通过对比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快餐业就业数据、分析迈阿密“马列尔偷渡事件”等案例，系统检验了最低工资、移民、教育投入等关键议题的经济效应，推翻了“提高最低工资必然导致就业下降”“移民显著挤压本地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等传统认知，为劳动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

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吉多・W・因本斯：聚焦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创新，他们深入研究并完善了“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设计”等识别因果关系的核心工具，解决了非实验场景下区分相关性与因果性的经典难题，为从观测数据中科学推断政策与经济结果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框架与操作范式。

三者的工作共同推动实证研究从“描述现象”迈向“科学归因”，正如诺奖委员会所指出，其成果“大大提高了人类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深刻影响了劳动政策、教育改革等诸多公共领域的决策逻辑。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与罗伯特・威尔逊

核心贡献：系统改进拍卖理论框架并发明适配复杂场景的新拍卖形式，为现代拍卖机制设计奠定了关键理论基础与实践范式。他们突破传统理论局限，提出关联价值模型，充分考量竞拍者估值的相互依赖性与信息不对称特征，深刻揭示“赢者诅咒”等核心问题的形成机理；同时构建多物品拍卖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破解了组合拍卖、序贯拍卖中的资源配置难题。在此基础上，他们发明的同步增价拍卖（SAA） 机制，通过多标的同时竞价、动态调整报价的设计，有效适配无线电频谱、电力、碳排放权等复杂公共资产的拍卖需求，显著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深化了对拍卖定价与资源分配逻辑的认知，更被全球多国应用于公共资产处置，直接推动了市场效率提升与社会福利优化，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指出，其工作“极大提高了人类通过拍卖机制分配复杂资源的能力”。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佛洛、迈克尔・克莱默

核心贡献：将随机对照试验（RCT）系统引入减贫研究领域，重塑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他们摒弃传统宏观推演的局限，将复杂的贫困议题拆解为教育、卫生、信贷等可实证检验的微观问题，通过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开展的田野实验，精准识别贫困干预措施的因果效应――如证实预防性医疗补贴、弱势学生针对性辅导等措施的显著成效，揭示了“行动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等贫困循环的关键诱因。

这一研究方法将减贫政策的有效性评估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不仅颠覆了对贫困根源的传统认知，更直接推动世界卫生组织调整驱虫药政策、印度开展大规模学校辅导项目等实践，为全球精准减贫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操性的科学依据，正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指出，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