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第三条道路

（原标题：马寅初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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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思想界的天际，很快就被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洪流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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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界首次接触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应该是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的《原富》。《原富》出版之初，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相信斯密的学说同样可以救中国于贫弱。比如维新运动的第一笔杆子梁启超就相信“十九世纪之文明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通过自由竞争，中国照样可以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富力霸天下”。

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终究没能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19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突然集体转向，一种主张兼采自由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的经济思想迅速兴起。而引领此次转向的人就是马寅初。

马寅初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哥伦比亚大学于二十世纪初已经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镇。他不止一次提及的约翰・贝茨・克拉克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奠基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博士导师埃德温・塞利格曼则是公共财政领域的权威，理念亦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所以，马寅初早年供职北大的时候，经济思想会倾向自由主义，主张“资本神圣”，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的观点，就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倾向很快就发生了改变。1927年，他离开了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大，改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次年，苏联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随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期间，马寅初开始了《中国经济改造》一书的写作，正式提出中国发展经济，应该“权衡轻重，斟酌损益”于自由资本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间。

《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马寅初全集》时被列入第八卷。

《马寅初全集》

马寅初|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

用脚丈量出来的真学问

十九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股被称作“中间道路”（Middle Way）的经济学思潮。他们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可以走出一条兼采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之长的道路。

1900年代，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又提出了一个“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概念。他的大意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皆存在致命的缺陷，希望找到一条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道路。

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三条道路”已发展成一股在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态的社会思潮。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受到来自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但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立足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独立研究，提出了一个同欧洲中左翼政党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案：走第三条道路。

中国经济学会的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贾士毅、吴鼎昌和李权时等核心成员无疑是那批经济学家的骨干。

中国经济学会的前身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11月由刘大钧、戴乐仁、陈长蘅、卫挺生等一批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发起成立，宗旨是“提倡经济学之精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1927年学社改组为学会，会员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界，还开始吸收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宗旨亦改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

学社的改组更多地体现了马寅初和何廉等一批更注重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而不是纯粹理论探讨的成员的想法。改组后接替刘大钧出任会长的马寅初1937年5月曾如此表述他的学术主张：“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何廉的观点与马寅初大致相同：“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度，……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

1927年至1937年马寅初担任会长期间，中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明显更接地气。

一是加强了同工商界的互动。1927年以后，工商界加入中国经济学会的人员快速增多。1932年9月马寅初报告说，会员人数已增至五六百人，而实业家、银行家就占了约三分之一。工商界人士入会，不只是赞助经费，还积极与学会对话，表达工商界的诉求。

二是利用召开年会的机会对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进行实地考察。年会的举办城市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青岛、长沙和广州，皆为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对它们的实地考察，基本能了解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状况。

三是会员独立组织社会经济调查活动。1925年至1935年是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黄金十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1930年代，中国经济学会的会员刘大钧、方显廷和陈翰笙分别开展了上海工业化、北方乡村工业和无锡、保定农村社会调查。

基于广泛的实地调查，由欧美经济学理论体系培养出来的马寅初和他的同侪们不再囿于欧美经济学理论的教条，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真问题，提出了迥异于当时欧美主流经济理论的解决之道。

1931年9月，马寅初向中华自然科学社发表演讲时就曾如此明确表达他南下三四年以来的思考结果：“本人向倾向于资本主义，但现在已觉极端资本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极端共产主义亦不适用。我们应舍短取长，采行第三条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有制度。后者与俄国情形相反，因俄国现在已取消私产制度。前者与俄国相同，盖俄国对于各种生产具有计划。”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不同于绝大多数“第三条道路”理论主要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寻求理论资源，马寅初的“第三条途径”实际上有3个理论来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

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已经经历了从古典学派到新古典学派再到凯恩斯主义的嬗变，但马寅初所讨论的自由主义显然还停留于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

马寅初认为，自由主义之弊主要有三：一是自由主义“所谓自利观念之下，个人有利，社会亦有利，非普遍现象”；二是“自由竞争之下，供求两方，皆不吃亏，亦未尽然”，因为只有双方“立于平等之地，而后可以言竞争”；三是“政府对于若干事业有干涉之必要”。

马寅初确信，中国当时的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皆源自个人主义和放任政策。“中国社会组织之疏散，秩序之混乱，强凌弱，富欺贫，无非个人主义之结果”“至若企业者之互相竞争，互相中伤，为害尤烈。此皆‘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社会’一念有以误之”。所以，他认为自由主义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那么，刚刚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巨大成功而令全世界侧目的苏俄集体主义如何呢？

马寅初对苏俄的经济制度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他认为苏俄以公有还是私有来划分资本是不是剥削工具就很难逻辑自洽。因为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对于资本的需求之切，本无异致。那么，怎么可以认为私有制度之下资本是剥削工具，而公有制度之下资本已非剥削工具了呢？

虽然苏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采纳苏俄集体主义的条件。他看到的苏俄，所有的生产事业皆由政府负责，那就要求政府必须要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承数千年之积弊，官僚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虽力事改革，百废俱兴，而积重难返，所谓整顿，未能尽如所愿，中央政府实力微弱，今尚不足以语此”。

“言乎前者既为世界潮流所不许，甚至资本主义少年时代之日本，亦已厉行经济统制政策矣；言乎后者又为国情所不许”，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呢？

马寅初给出的答案是：“权衡轻重，斟酌损益于两者之间”。

但是，马寅初推崇的“第三条途径”不只是从自由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取长补短，还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理论中汲取了很多元素。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迅速从战败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机械制造、化工和电影等产业领先全球。它的高效的国家治理模式给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德两国展开了多层次的互动，领域涉及军事、工业和教育等。频繁的互动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得到了中国知识精英的高度认同。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之盛衰，系乎其国之思想与精神者，至深且巨”。而“中国人民本如散沙一般，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欧化东渐，更益之以英美个人主义之潮流，于是人人倡言自由，而团结之观念益薄。外侮一至，便如秋风之扫落叶，莫之能御矣。今者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若不力改个人主义之积习，讲求团结之方策，则亡国之祸，可立而待”。曾经令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快速“摆脱列强之束缚，恢复战前之地位”的国家主义正好切中了中国现实的需要。

李斯特国家主义的理论源泉可以追溯到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哲学观念和亚当・米勒的历史学派经济学说。费希特认为，社会关系是自我意识的条件，人必须进入人群中才能成为人。上升到国家层面，他认为理性国家应通过计划经济和阶层管理来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亚当・米勒继承了费希特的哲学观念，认为个人为总体之分子，而社会非个人之总和；社会乃为一有机体之物，而社会有机体的发生，乃源于各个人精神的相互反应。米勒取费希特的哲学观念，推论之于社会科学，便形成了他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米勒的《治国术原理》一书就明确提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简单的契约联合和生产机构；国家需承担协调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功能，是民族发展的核心纽带。米勒的观点直接反驳了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理论，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

李斯特继承了米勒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传统，认为经济规律具有时空局限性，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普遍法则。他所著《国家政治经济学》就明确提出，亚当・斯密提倡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的工商业凌驾于各国之上，彼以工业品供给各国，各国则以食品和原材料与彼交换，明显利于英国；德国工商业落后，理应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图国内幼稚工业之保育与发展。

正如马寅初所言，李斯特不是一味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后进国家应该采取相应政策，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当富强程度达到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时候，方可言自由贸易。

只有统制经济可以救中国？

基于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认同，马寅初放弃了早年的自由主义主张，转而支持统制经济。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日本对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译法。但马寅初所谓之统制经济又与苏俄式计划经济有所不同。

马寅初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无依的现象。他认为那是有经济无统制造成的。那么，被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推崇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能否拿来作为解药呢？马寅初认为不能。因为经济生活中常有非事先所能预料者，单凭几个计划委员会，是不可能“使各种生产手段，贯串一起，此呼彼应”的。苏俄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可以看到生产和消费顾此失彼、货物积压、无车可运的现象；“计划中所定之各种建设，有依限完成者，亦有不依限完成者”，没有依限完成的被迫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等问题，已经暴露苏俄计划经济模式的困境。

马寅初设想的统制经济的理想状态是，“使生产与分配各得适当调节”，达至平衡。苏俄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事后弥补，而德意诸国是事先确定国内外需求，然后分派给各厂家进行生产和分区域进行销售，“使竞争范围减至最低限度”，生产品没有过多和不足之虞，工人生活较为安定，成效很显著。

马寅初认为，中国不但可以实行德意式的统制经济，而且非实行不可。理由如此：一是中国正值危难之秋，民众向心力强，政府可以利用；二是“今日中国之商业道德，极为堕落”，亟需用统制经济约束生产者的自由行为，纳入轨道，防止他们的行为危害社会；三是“重工业基础已失，发展不易，故中国不能从资本主义而成大工业国”；四是中国“工业幼稚，不堪竞争”；五是工业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扩大出口，中国“今日保护幼稚工业，除保护税外，尚需通力合作，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相抗”；六是抵制外国的倾销潮流，除统制之外，殊无他法。

马寅初写作《中国经济改造》的那几年，正值他担任中国经济学会会长和中国经济学会最活跃的时期，所以不难想象他的观点会对当时中国学界、商界和政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力。

正如前文所言，1927年改组后，中国经济学会吸纳了大量商界、政界和文化界高层人士。加入经济学会的政府最高级别（五院院长）官员有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部长级别的官员有吴鼎昌、穆藕初、周诒春、张嘉�H、钱永铭、周炳琳、甘乃光、彭学沛、叶恭绰、徐寄�F、徐青甫等；工商界上层人士有李馥荪、冯少山、林康侯、周作民、刘鸿生、徐新六、史量才、秦润卿、王晓籁、都锦生、卢作孚等，文化界名人则有胡适、王�五、潘光旦、吴景超、吴经熊、钱天鹤、吴觉农、曾昭抡、茅以升、吴定良等。所以，借助中国经济学会的平台，马寅初的观点很容易就被学界、商界和政府高层听到。

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专题征文活动，最终收到文章26篇。来稿倾向几乎呈一边倒：完全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倾向于采纳传统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5 篇，而明确主张兼采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取混合方式的有9篇。

“第三条途径”能够快速成为当时中国理论界的一个共识，跟马寅初的观点能得到快速传播不无关系。

他的受众中，自然少不了像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那样的高级官员。1933年9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利用出席世界经济大会的机会，赴美考察经济政策。归国后，宋子文极力主张推行统制经济政策。1934年8月，中国经济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的主题就定为“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参会的经济学家围绕实行统制经济的必要性、统制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由谁来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3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决定向全国推广统制经济政策。

但是，马寅初很快就意识到，他积极呼吁放出笼子的统制经济很容易异化为一头反噬社会经济机体的怪兽。抗战后期，他目睹统制经济逐渐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敛财工具，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加剧，于是他又调转枪口，成了统制经济的积极批评者。当然，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