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真实的人性相遇
（原标题：与真实的人性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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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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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从媒体文化副刊辞职之后，我到一个江南小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小城的生活安逸而宁静，我由此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空间来凝神细看已经成为记忆的日子，发现自己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沉重的课题，重新检视自己此前深深认同的理想与价值。回忆自己主持策划过的种种文化议题，让我深感不安的，是我对人性完美与社会进步的种种想象。我把这种想象带入我对很多人与事的把握与理解之中，唯愿自己所有的努力配得上想要成就的良善之事。然而，我的想象与愿望都承受不住来自生活与时代的真实地撞击。我对完美与良善的执念有多深，真实撞击带来的痛苦就有多深。记得暮春微凉的清晨里，江南的树有鲜亮的叶子安静的花，我会在树下站立很久，沉入一个人的沉默里，与来自四面八方不可名状的痛苦感做着浩浩荡荡地搏斗。痛苦落下来再又散去，那些时刻仿如一场梦，梦中的人与事，带来真实的痛苦，却没有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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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会把“无法把握自以为确认的经验”称为自我解离，往往与巨大的压力或者创伤感相关。压力的来源因人而异，对创伤性事件的体验方式也因人而异。我在自己心里反复为自己分析，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叙事，把内在自己真正承受的一切都容纳其中。然而有那么一些丑陋糟糕的人与事，我无法允许它们进入关于我的叙事里。那是一种来自自我深处曲调单纯的绝对。在阿伦特对雅斯贝斯的赞辞里，这样的绝对是一种誓言，只要我活着，有些事情就绝对不可能发生，我以我全部的人性去保障，如果发生了，我愿意自我不存在，愿意死去。这样的誓言，是在理性被践踏的时代，坚持理性；爱被轻蔑的时代，依然柔软地爱着；权力无比傲慢的时代，依然虔敬生活。但是，很多次，当我合上哲学家对自己敬佩之人的赞辞，我发现，我们更多地生活在那个绝对被越过去的时刻：有些事情发生了，自我被砸伤甚至因重负而弯曲，我如何依然当我自己，不把“不存在”作为唯一成熟的方案。
我很难不去想到江绪林，一位怀着“把学术作为志业”的神圣感的学者，在某个神秘的绝望时刻，选择了把不存在作为应对痛苦的方案，选择了把死亡作为生活的庇护所。刘擎在悼词中提到，自己曾建议江绪林去接受心理咨询，然而在江绪林的严肃辨析中，“心理咨询是现代性的发明，是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他以绝对的真诚，选择直面人性永无解答的复杂奥秘，却把浓重的黑暗引向了自己。可以想象，与绝望迎面相撞的时候，人类思想史上最明亮的理想，远如星辰，无可慰藉。或者，我还有一种想象，想象他接受了心理咨询，那个让人并不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的现代技术，为他争取了更多与自己周旋的时间，足够他再看几个春天的花。
为了更好地了解心理咨询这个现代技术，2024年，我给美国几所知名的大学写了申请书，我告诉他们我想学习心理咨询，我想知道，如果无从判断历史的去向，在充满不确定与冲突的短暂人生中，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去持有活着的珍贵？很快我就收到了各种回复。在跟不同的项目负责人来回视频交流之后，我发现波士顿大学的咨询项目负责的教授们，对中国知识人的处境有更多理解，我被这种理解吸引着选择了加入他们。在那几段隔着时差视频会议的日子里，我的项目导师发给我一段话，来自西蒙娜・薇伊：承认苦难的现实，意味对自己说“……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失去的。在任何时刻，我所是的一切都可能被废弃，并被任何最污秽、最卑劣的事物所取代。”在灵魂的最深处意识到这一点，就是经历“无”的状态。这是一种极端而彻底的屈辱状态，而这种状态恰恰是通向真理的必要条件。他大概觉得我处在某种哲学的辨析里，以此向我表达，他理解那种“以不存在的体验来安慰存在本身”的做法。
于是，我开始了在波士顿学习心理咨询这个现代技术的旅程。在我看来，心理咨询是人类在最近百年新发明的一种处理内在危机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带有困境的特质。把咨询师作为工具，去帮助处理另一个人存在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与危机。而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咨询师被期待拥有人性中最好的那些品质：利他、慈悲、爱，需要建设一个温柔抱持的环境，不带判断地去理解人性中可能最糟糕的部分：厌世、贪婪、虚伪，并且在咨询关系里接纳这些部分。使用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1892-1971）悖论式的话语来描述心理咨询：人性中高贵的那一面，使得心理咨询成为可能；人性中幽暗的那一面，使心理咨询成为必须。但本质上，心理咨询是两个人类成员人性的相遇。心理咨询所遇到的伦理困境，必然深切地与人性相关。
这意味着即便我们有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种种“牢笼”，在残缺的人性和不够坚强的道德理性面前，如何坚持选择良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要面对的问题。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写作基本都会包含两个维度的探索，一是描刻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在最黑暗的时代，让人有信心去期盼光明；另一个维度是逼近人性中最糟糕的部分，让人在日光之下犹置深渊。通常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认同好的那部分人性，相信人性中的善，同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修养的好人”。当我们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当我们指责他人败坏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是良善的；当我们嘲笑愚昧时，我们相信自己是明智的。即便在非理性的辱骂中，人们也会以道德的名义施加话语暴力。人性的恶，唤起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更多原因在于我们害怕被伤害。“对善的认同”与“对恶的不安”，构成朴素的道德观，在很多时候适用且抚慰人心。但是心理咨询内在的要求解构这种道德观的内在结构，不加判断地去接受人性的真实，并且引入另一个纬度的视角：认同人性的幽暗，并时时对其保持警惕。亦即：坏人有多坏，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多好，而是，坏人有多坏，意味着我们也可能有多坏。永远不存在一套关于爱与光明的有效信仰，重要的是一种主动的建构：在此刻，我跟你的关系里，我与你同在，我们一起面对存在的所有美好与迷失。
我的一位教授是耶鲁大学的神学博士，通过又重新学习成为了心理咨询师，在我们的咨询伦理课上，他说，成为咨询师。首先是有一个爱的绝对命令的，你必须像欣赏人类全部的文明一样来欣赏你的来访者，像赞美生命本身的恩典一样来爱你的来访者。我说，人性中有太多令人不安的部分，我做不到。他说，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是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站在爱与善的那一边，你就会更加相信自己，也更爱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咨询师并没有能力提供支持，但是当人想要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时候，在那种良善意愿里，他们会发现，自己首先得到了支持。所以心理咨询，本身就是爱与信的练习。
这几年，我总感觉，太多我们视为珍贵的事物，在实际世界中迅速流失。即便充分使用我们的理性，交付我们全部的感知与经验，总有些事情，无可挽回地失落，找不到任何答案，孤独感也更加凌厉。诗人佩索阿说，我们存在的刹那，前后皆是暗夜。我的女儿在她两岁的时候，特别害怕死去，她有一天问我，这个世界上，死去的人，是不是比活着的人多。我惊讶于她奇怪的算法。是的，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很难不生出迷茫与惶然来。在我们活着的年岁里，大概要无数次往返于对生命中迷茫与爱，惶然与敬畏之间，无数次穿越痛苦幽暗，然后真正走向信望，步入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