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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世锦：中国资本市场资金的增量来源或已发生转折性变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已经积累了非常大规模的社会净财富。银行储蓄利率很低，净财富或许只有进入资本市场才能增长。所以资本市场增量（资金）的来源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9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第四届五矿产业金融论坛上表示。
刘世锦以“‘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战略与政策”为题讲述建设金融强国时谈到的前述看法。他还谈到，需求约束、消费不足是“十五五”期间我国面临的最为紧迫且严峻的挑战，建议重点推动三个领域结构性改革以有效扩大消费。
消费结构性偏差问题“水落石出”
刘世锦表示，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但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前两年分别实现5.2%和5%的增长目标，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居前。
此外，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需求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连续9个季度处于负增长状态。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同时约束由供给转向需求。需求约束主要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不足。这依然是“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最为紧迫且严峻的挑战。
“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论是与现阶段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典型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幅度的偏离。”刘世锦说，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消费增长不足引起的。这种状况难以用平均水平的些许偏离来解释，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偏差。
这种偏差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较低且内部差距大、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不同阶层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以及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等。
刘世锦强调，研究消费不足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痛点。从消费内容看，消费不足主要是服务消费不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不足；从人群上看，城市居民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缺口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重点是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进城农民工；从体制机制政策看，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通过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找到破题之道。
刘世锦指出，消费比重过低是长期问题，但现阶段已成为绕过不去的增长瓶颈。近年来房地产大幅下跌，基建也在减速，原先被掩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的问题“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这个短板不能尽快补上，终端需求的收缩将会导致经济增速滑落。
重点推动三个领域结构性改革
刘世锦认为，扩大消费要区分源头性问题和派生性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地方债务负担重、城市白领阶层消费降级、供需结构性错配等，都是终端需求不足派生的。
“扩大消费要把注意力和重点放到解决终端需求中消费比重结构性偏低这个源头性问题。”他强调，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经济运行就有了源头活水，诸多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应把刺激政策资金重点用于解决源头性问题，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半功倍。
对于如何才能有效扩大消费？刘世锦表示，补贴消费等举措主要通过促销增加消费。这种办法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发钱补贴也会给到亿万富翁手里，这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精准性不够；即使到了低收入阶层手里，多买几个面包也是好事，但对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问题则无济于事。
刘世锦认为，实行有效扩大消费方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目标是使消费潜力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阶层明显增加消费能力，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不是一次性的，要有持续稳定增长的制度安排。
具体来说，要重点推动三个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新市民刚性住房为重点，着力解决住房结构性不足问题。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等渠道筹措资金，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或租或售向新市民提供，也可以开工建设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
第二，深化农民居民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通过划拨20万亿元国有资本进入社保基金把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由目前的200多元提高到1000元，释放中国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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