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
(原标题:【ESG真心话】邱慈观:解码中国ESG投资的本土化突围之路)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这一次,我们将目光对准上市公司,对准ESG。今日,任何一家企业的竞争力都不再仅仅局限于财务因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非财务因素正在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国内,ESG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晚。甚至有的企业这方面的意识也才刚刚觉醒。在采访中,一位国企人士依然充满疑惑:“我为什么要做ESG?”
2024年以来,不同部门陆续出台与ESG相关的新政和指引,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也在酝酿下一步推动ESG的政策文件。
到2027年,包括财政部在内的国家部委,将陆续出台国内相关企业的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要基本建成。
自上而下的推动,也催生着ESG市场的火热。
我们会持续关注ESG的发展,邀请相关人士探讨关于ESG的真问题。
本文为【ESG真心话】系列报道第十四篇。
2025年,“双碳”目标进入关键期,ESG投资从概念热转向深水区。然而,国内ESG基金规模波动、企业“漂绿”争议、国际评级偏低等问题,本土化实践的深层挑战依旧突出。
如何让ESG投资真正扎根中国土壤?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直击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关切、误区与破局路径。
在邱慈观看来,ESG本土化没有捷径,需容忍“慢”,也就是数据积累、认知迭代、政策磨合得慢下来;也要抓住“快”,比如双碳目标倒逼金融创新,乡村振兴催生社会价值投资的快速信号。
她认为,中国ESG投资的本土化路径正从理论走向实践。这场“静水流深”的变革,终将重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图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60人GF60成员邱慈观/采访对象供图)
经济观察报:您曾提到ESG是“舶来品”,本土化需回应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当前中国ESG投资本土化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邱慈观:所谓ESG投资,就是将ESG因素纳入投资流程,在投资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因素,运用七种ESG投资策略来选股,包括负面剔除法、积极股东法、依公约剔除法、正面优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ESG整合法以及影响力投资法。
在国际上,上述这些策略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历经四十年才发展完整,是全球公认的ESG投资策略,具有科学工具的性质,而工具本身“不必本土化”。需要“本土化”的是ESG投资的关切,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找出最符合当地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ESG关切,以此构建具体可行的投资框架。
以我国而言,本土关切可包括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绿色创新、低碳转型对接碳中和的目标等,甚至进一步和中华文化生命理念相结合的尊生、保生、生生不息等观念。
然而,将上述这些抽象笼统的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投资的金融产品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构建相关的投资框架时,框架必须符合投资组合理论,要顾及多角化原则,通过平衡风险、回报和关切三个维度,利用可靠的数据和选取合适的绩效考核KPI,从而设计出能表彰本土关切的ESG投资产品。
应用ESG投资策略进行选股而形成的产品是“复合式”产品,包括公募基金、指数和ETF等,而不是债券或贷款等“单纯式”产品。
具体来看,ESG投资本土化的核心挑战在于“三重脱节”。
首先是标准脱节。
国际ESG框架(如ISSB、欧盟ESRS)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而中国需兼顾“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社会目标,现有标准难以直接套用。例如,国际评级机构关注劳工权益,但中国企业的党建、扶贫实践却未被纳入主流框架。
其次是数据脱节。
国内企业ESG披露率低,关键指标(如范围三碳排放)披露比例不足1%,且数据颗粒度粗糙。这导致投资决策缺乏可靠依据,基金经理常以“泛ESG”概念包装传统产品。
还有认知脱节。
散户主导的资本市场更关注短期收益,ESG被视为“成本项”而非“价值项”。例如,某碳中和ETF因过度强调财务回报吸引短期资金,上市后规模缩水超50%。
所以,国内亟需构建“目标导向型”本土框架,将国家战略(如双碳、乡村振兴)转化为可量化的ESG指标,并通过政策强制披露关键数据,例如上海曾推出的转型金融目录,已覆盖水运、航空、石化等六大高碳行业。
经济观察报:这几年国内也在持续讨论ESG相关的本土化问题,但往往没切中重点,以致陷入一些误区,您认为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邱慈观:第一,很多人误将“ESG投资”和“ESG披露”划上等号,认为在披露里加上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