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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从修复家庭账本开始――经济学家高柏谈增长的体感

“反内卷”,从修复家庭账本开始――经济学家高柏谈增长的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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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反内卷”,从修复家庭账本开始――经济学家高柏谈增长的体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访并文/李佩珊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当“反内卷”成为制度改革的关键词,它不仅意味着治理“低级竞争的无尽螺旋”,更是一种对制度设计与社会生态的重构尝试。我们看到,从互联网平台推出防疲劳机制、取消骑手超时扣款,到银行拒绝低于成本的价格战,从债市承销严禁“赔本赚吆喝”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的修订。 经济学家、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尝试通过“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科技革命”三重因素叠加的宏观学术分析框架的透视,将之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那就是,增长与分配、预期与福利、政策与生活之间,如何重建更有韧性的连接? 在《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一书中,高柏以“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这一宏观框架,重构了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观察,也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判断,我们正身处“过去40年的欠账”集中爆发的阶段:长期依赖出口与供给侧驱动,未能同步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社会保障覆盖的不足加重了家庭的风险预期,消费趋于保守,内需动能受限。 在本次与经济观察报的交流中,他进一步将讨论重心从国际大势、产业结构,转向微观层面的家庭账本与居民预期。高柏指出,推动经济的内生修复,首要之义在于增强家庭部门的财务稳定性与风险抵御能力。面对当前消费意愿略显低迷、投资动力不足的局面,必须正视家庭实际面临的支出压力与安全焦虑。这不仅涉及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提质扩面,更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关键支出项的可负担性亟需改善。 在全球格局重塑与产业转型临界点叠加的时刻,他认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与福利制度建设,减轻家庭财务风险,使增长重新变得“可感”,是激发真实消费与投资意愿的根本路径。这不仅是短期内稳住增长的必要条件,更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技术冲击、构建以内需为主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 |对谈|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尤其是在“如何反内卷、如何促进消费”方面,引发了广泛的困惑与关注。如今,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呼吁提升消费、推动工资增长的必要性。你在《把脉》一书中提出了“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理论体系,认为中国长期依赖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恰恰是抑制工资和消费增长的深层根源。 高柏:“三大历史长周期”指的是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更迭与科技革命,它们的周期通常长达一个世纪或更久。例如,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始于1914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为标志;霸权更迭始于同一时期――英国走向衰弱,美国则在战后崛起;科技革命则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推进,最近一轮始于信息革命,并延续至人工智能时代。所谓“同频共振”,即这三大周期的转折点往往集中于某一历史阶段,相互叠加,彼此影响。 以这个分析框架回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消费不足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在上一个长周期交汇点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首先,它与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保护主义”转向“市场力量”的趋势相契合。中国加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世界工厂”主导的外循环增长模式,实现了高速增长。 其次,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通过中美建交、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与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合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改善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为全面对外开放争取了政治空间,使中国得以融入全球体系。 再次,中国赶上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正是因为在技术分叉点上选择拥抱互联网,中国才得以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中持续推进。这些产业的崛起,也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全面超越德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长周期角度看,这些战略选择称得上英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初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央判断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国际资本正寻找新兴投资机会,这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现实逻辑起点。 不仅如此,从霸权更迭角度看,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在经历生产扩张后,进入以贸易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1980年代“里根经济学”推动美国财政金融进一步扩张,加速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窗口。 在传统经济学视角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往往归因于比较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但经济社会学提醒我们,这种解释过于片面。要素禀赋是客观存在,而比较优势则含有显著的主观建构。 为什么这样说?只有当贸易伙伴认可并采纳你的要素禀赋,与你达成交易,它才成为真正的比较优势。换言之,没有合同的禀赋是“躺在那儿”的优势,不具实际价值。 中国当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备类似条件。外资为何最终青睐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主动参...
最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

最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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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最新!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信托行业坚持信托本源,深化改革转型,有效防控风险,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信托本源。结合信托公司业务实践,突出信托主业,调整业务范围。明确立足受托人定位,规范开展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业务。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卖者失责,按责赔偿”,打破刚性兑付。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公司治理。明确信托公司要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加强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管理。建立科学的内部考核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推行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加强信托文化建设。 三是加强风险防控,规范重点业务环节。督促信托公司以受托履职合规性管理和操作风险为重点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明确信托业务全过程管理要求。 四是强化信托监管要求,明确风险处置机制。提高信托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强化信托公司资本和拨备管理。加强行为监管和穿透监管。落实分级分类监管要求。提升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的约束力和操作性。 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加强督促指导,推动信托公司做好贯彻实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 修订发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信托行业坚持信托本源,深化改革转型,有效防控风险,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情况如何? 答:2025年4月11日至5月11日,《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组织、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积极研提意见建议。金融监管总局对反馈意见逐条认真研究,充分吸收科学合理的建议,绝大多数意见已采纳或者拟纳入配套监管制度。比如,加强《办法》与慈善法、公司法等法律的衔接,在个别条款中增加“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等表述;适当精简《办法》内容,对于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信托公司业务管理等金融监管总局现行制度中的已有规定,《办法》不再展开重复;结合信托公司业务实践优化业务范围;强化内部控制管理要求,优化外部审计有关规定,增加合作机构管理要求;加强固有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优化过渡期整改工作安排等。 二、出台《办法》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原《办法》制定于2007年,是规范信托公司功能定位和经营管理的基础性规章,已实施18年,部分条款难以满足信托公司风险防范、转型发展和有效监管的需要,与资管新规、信托业务三分类通知等近年新出台制度的衔接也有待加强。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系统谋划了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办法》作为重要配套制度需做好贯彻落实。 综合上述因素,金融监管总局围绕信托公司“受托人”定位要求,对《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调整信托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明确信托公司经营原则、股东责任、公司治理、业务规则、监管要求、风险处置安排等,完善促进信托业强监管防风险高质量发展的监管制度体系。 三、《办法》的总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办法》共8章75条。主要包括:第一章总则明确立法依据、功能定位、经营原则、信托文化、监管安排。第二章机构设立与变更明确信托公司设立、变更、股东管理等要求。第三章公司治理明确信托公司的公司治理要求。第四章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明确信托公司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审计等要求。第五章业务范围和经营规则确定信托公司业务范围、禁止事项及业务经营要求。第六章监督管理明确信托公司准入监管、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和分级分类监管等安排,提出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和穿透式监管要求,明确问责措施。第七章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明确信托公司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第八章附则明确实施安排和法规解释。 四、《办法》主要修订内容是什么? 答:一是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信托本源。结合信托公司业务实践,突出信托主业,调整业务范围。明确立足受托人定位,规范开展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业务。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卖者失责,按责赔偿”,打破刚性兑付。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公司治理。明确信托公司要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发挥治理机制制衡作用。加强股东行为和关联交易管理。建立科学的内部考核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推行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加强受托文化建设。三是加强风险防控,规范重点业务环节。督促信托公司以受托履职合规性管理和操作风险为重点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明确信托业务全过程管理要求。四是强化信托监管要求,明确风险处置机制。提高信托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强化信托公司资本和拨备管理。加强行...
贾国龙嘴硬,罗永浩又找到了新“锤友”

贾国龙嘴硬,罗永浩又找到了新“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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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贾国龙嘴硬,罗永浩又找到了新“锤友”)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9月12日,晚上8:30,罗永浩直播,“将谈西贝一事”。网友们都在摩拳擦掌,要挤进直播间,看看罗永浩怎么“硬刚”西贝。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事情缘于罗永浩发布的一条微博,瞬间把预制菜和西贝推上了风口浪尖。 9月10日,罗永浩发微博公开吐槽西贝:“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随后,这一说法引发网友广泛关注与讨论,“罗永浩吐槽西贝”相关内容登上热搜,西贝随即陷入预制菜舆论风波。 9月11日,西贝餐饮创始人贾国龙回应,西贝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并表示未来将起诉罗永浩。罗永浩微博称“来吧”。 这次贾国龙与罗永浩的“预制菜”拉扯,牵出了一个在餐饮业被长期忽视的“标准化与风味平衡”难题:连锁餐饮品牌能否使用预制菜?在这两天的互联网上的各种讨论和发酵后,终于把讨论的重点引导到了这个问题上。 何为“预制菜” 贾国龙说的“西贝门店没有一道是预制菜”,更多是他与罗勇浩的“硬刚”。但实际上,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吃进嘴的有多少是预制菜?如果吃了,这些预制菜安全吗? 先放下双方的各执一词,预制菜需要符合哪些标准才能走上餐桌? 对于何为“预制菜”,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已经给出官方定义。 2024年3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当中明确,“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预制菜不包括主食,也不包括“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中央厨房向餐厅配送的菜品也不属于预制菜。 CTR央视市场研究总经理虞坚认为,目前舆论的矛盾还是在于消费者对餐饮透明化诉求持续升温,依据现行标准,中央厨房配送的餐食并不归类为预制菜,这与大众普遍认知中“带包装、经预加工的食品即预制菜”的概念存在明显差异,该标准界定与大众固有认知之间的偏差,可能难以被公众广泛接受。 虞坚表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大家更接受现制的食品,而对于预加工或者工业化的产品有天然的抗拒,尽管在品质上并没有问题。餐饮企业在定价时会综合考虑食材成本、运营成本、品牌价值等因素。 "预制菜"首先是安全 实际上,这场关于预制菜的讨论,牵扯出的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当连锁餐饮品牌试图用预制菜突破效率瓶颈时,如何在工业化生产与风味还原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深耕”的关键命题。 根据赛迪报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预制菜市场,市场规模超800亿美元,占全球总份额的32%,预制菜渗透率全球领先。美国预制菜产业通过深度垂直整合供应链战略,构建了以合同农业(Contract Farming)为核心的原料保障体系。2022年,美国合同农业市场规模达995亿美元,占农产品市场总规模的18.3%,且年均增速达4.2%。头部企业通过与规模化农场签订5―10年长期采购协议,建立了行业两大优势:一是成本优化显著,通过订单农业的集中采购机制,预制菜企业原料成本降低12%―15%,物流损耗率同步下降至3.2%;二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流程溯源系统,使原料农残检测合格率提升至98.5%。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4年,在美国预制菜C端市场渠道结构中,商超渠道以36.8%的销售占比稳居主导地位,其次是电商渠道,占比达到26.0%。 日本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监管措施严格,目前预制菜市场成熟度比较高,渗透率达75%以上,人均预制菜年消费量全球最高,达23.5kg。日本构建了全球公认的食品安全保障典范体系,其核心在于覆盖全产业链的精细化立法与标准化管理。自1948年《食品卫生法》及配套细则颁布以来,日本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预制菜的选材、生产、包装、运输等多方面的卫生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形成了预制菜领域的全周期监管闭环。 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议题。一方面,消费者对预制菜产品的安全性存疑,担忧其生产加工过程中存在卫生风险;另一方面,行业普遍存在的产品标识不规范现象,尤其是未明确标注预制菜属性的行为,引发了消费者对知情权受损的争议。 从企业的角度,总是在呼吁要提升消费者认知度与市场认可度;但是从消费者角度,更加希望知道吃进嘴的里哪些预制菜,这些预制菜是否安全。而从中国人对餐饮的要求,预制菜的争议本质是“效率需求”与“消费体验”的碰撞。西贝依赖预制菜降低...
香港家族企业传承经验与启示|基业长青

香港家族企业传承经验与启示|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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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香港家族企业传承经验与启示|基业长青)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海涛/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19世纪40年代至今,香港历经180多年的现代经济发展,虽道路曲折,但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也涌现出一批持续经营多代的家族企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2024胡润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2家企业历史超50年,其中70%来自香港和中国台湾;有6家企业历史超百年,还有1家超90年,这些企业均来自香港。 掌管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掌控九龙仓的包玉刚家族、创办李锦记的李文达家族、拥有周大福珠宝品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长期占据华人首富位置的李嘉诚家族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中,创业时间最早的当属19世纪中期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1862年),后于1983年被李兆基家族收购全部股权;最晚的则是1929年起步的郑裕彤家族相关企业。 历经百余年持续发展,香港家族企业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其发展历程普遍比内地企业更长,在企业传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鉴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同宗同源,香港家族企业的传承经验对内地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股权传承:从“一碗水端平”到信托设计 企业所有权(股权)的传承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香港商业家族经过漫长探索,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股权传承方式。 经验的积累往往始于失败案例。早期,香港商业家族常见的做法是均分股权,创办于1942年的镛记烧鹅便是典型。 创始人甘穗��育有三子一女(也有说法是三子二女),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子甘琨岐和女儿甘美玲。2004年,甘穗��去世,他希望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能精诚合作、共创家业,于是进行了自认为公平且高效的股权分配: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各持35%的股份,遗孀麦少珍及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各持10%。 此后,甘琨岐去世、甘美玲移民,次子甘琨礼取得他们共计20%的股份,股权增至55%,成为公司最大股东;长子甘健成仅获得母亲的10%股份,股权增至45%。 兄弟二人因经营理念不合产生矛盾,甘健成要求退股,但因价格问题无法达成共识,两兄弟最终对簿公堂。诉讼期间,甘健成去世。2012年,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镛记归甘琨礼所有。 然而,诉讼使家族形象受损。甘琨礼与甘美玲兄妹因官司与母亲疏远,甘家第三代基本不再往来。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离开镛记自立门户,与镛记形成竞争关系。尽管甘琨礼希望以连锁形式扩大企业规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现今镛记仍只有少数几家店铺。 可见,“一碗水端平”的股权传承方式弊端重重,最终给企业运营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 除了平分股权,香港家族企业在传承企业所有权时也较早运用了信托,但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 创建于1963年的新鸿基地产便是典型案例。创始人郭得胜1990年去世,他生前将价值数百亿元的集团股权锁入郭氏家族信托,规定不可分拆、不准出售,受益人包括其遗孀邝肖卿和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及其家人。 郭得胜希望通过信托绑定受益人,实现家族财富的顺利传承。但长子郭炳湘经历变故后身心受创,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在企业经营上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三兄弟内斗。 为解决纷争,2010年10月,邝肖卿宣布重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将43%的股权一分为三,分别分给“郭炳湘的家人”“郭炳江及其家人”和“郭炳联及其家人”。“的”与“及”一字之差,差别明显。2014年,邝肖卿再次重新分配郭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的集团股份,才使信托得以稳定运行。 相较之下,曾与郭得胜共同创业的李兆基家族对信托的运用更为成熟。 李兆基家族名下的主要资产为恒基地产,通过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单位信托)控制相关家族企业。三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协助李兆基家族实施家族治理。 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各占50%的信托受益比例,而非实际持股股份,且受益比例每五年根据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动态调整;对有特别贡献的家族成员,还有额外分红奖励;家族信托的对外重大决策需李家杰与李家诚共同签字,单项投资不得超过50亿元;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可获得价值2亿元的成长基金,鼓励家族成员繁衍后代;要求受益人拿出不低于收益的10%进行捐赠,践行家族价值观,提升家族社会形象。 相较于郭得胜家族初期过于刚性的信托设计,李兆基家族的信托机制考虑到了家族和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益于这份成熟的信托设计和良好的家族治理,李兆基家族实现了企业和财富的顺利传承。 2015年,李兆基宣布交棒安排,长子李家杰负责内地业务,次子李家诚负责香港业务。2019年,李兆基正式退休,两个儿子共同担任恒基兆业联席主席和董事总经理。2025年3月,李兆基逝世,家族上下两代顺利交接,未引起任何风波。 无独有偶,周大福、新世界地产等产业的控制家族郑裕彤家族,也通过海外信托实...
税收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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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税收趣谈)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韩明睿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世上只有死亡和纳税是逃不掉的。两者作为话题的区别是,税收要比死亡乏味得多。有无数以生死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主题是税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至于税务题材的非虚构书籍,大多要么是在教人处理纳税事宜,要么就是学术研究,都谈不上生动,没有多少人会出于工作之外的原因去读。但两位经济学家迈克尔・基恩和乔尔・斯莱姆罗德的著作《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不仅纳入了税收史上大量趣味横生的故事,还以此向读者介绍了学界关于税收的诸多研究发现,让人在捧腹之余也能有学识上的收获。 对谁征税 古往今来所有政府都需要为自己的开支融资。当代常见的税种有公司与个人的所得税、增值税等。在货币体系被发明出来之前,税收还曾体现为征收粮食。其实历史上出现过的税收种类远不止这些。如果把税收定义为政府依靠强制力从民间汲取资源,那么中外都存在过的劳役实际上就是人民以劳务形式缴纳的税,金字塔和长城便是其遗迹。兵役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劳役,劳务项目是战斗或后勤,由于可能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奥斯曼帝国和日本曾被叫做“血税”。直接征兵或摊派徭役,让政府不必先行征收货币形式的税,再以经济激励吸引国民或外国雇佣兵提供军事人力服务。因此这两种税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政府永远不会嫌自己手里的钱太多,事实上大部分时候都无法完全满足支出意愿,经常捉襟见肘,所以有时会诉诸一些特别的办法。政府发行货币时,可以获得货币价值与其发行成本之差,这一差额被称为“铸币税”。而超发货币,靠通胀减少政府债务的实际余额,又等于进一步加征了铸币税。这种做法及其运作原理现已为人们所熟悉。政府还能对一些行业的准入设限,再出售垄断性质的特许经营权。这在几百年前颇为盛行。从西欧出发开展贸易和殖民,以“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等为名的那些公司,是最著名的例子。当时这些欧洲国家内部,同样有如此官方授权的垄断企业,仅在英国就存在于盐、醋、鱼干等行业。当然,政府也可直接出资建立垄断企业,并向消费者收取高价。此外,罚款也被不少地方的政府开辟为财源,有些还超出法规准许的范围横征暴敛。 有的政府还征收过一些更奇异的税种,除了收钱这一共同点之外,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想治理真实或虚幻的“社会弊病”。彼得大帝在俄国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中,有一项是开征年度胡须税,意在终结他眼中极为落后的贵族蓄须传统,堪称如今对烟草、含糖饮料等有害健康的商品征收特别税的先声。更多此类税种旨在让财力更强的人承担更多税收,这既可以说是为了公平,对统治者来说也是客观所需,毕竟从穷人那里本就收不上来什么钱。英国曾对家中炉灶按个数征税,理由是炉灶越多意味着房主越富有。但这使得税务员必须入户调查,工作量较大且影响隐私,还容易因信息隐蔽引发腐败和逃税。炉灶税后来被窗户税取代,其设想同样是窗户数量很大程度上能代表房屋价值,而且在街上一望即知。窗户作为征税指标的公开性,减少了逃避税负的问题,但不能完全消除。就像经济学家们喜欢说的那样,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除了在税务员到来前临时遮掩或封堵一些窗户之外,奇形怪状的通风口、相邻房间共用一整个窗口等情况也开始出现。究竟什么算是窗户,以及什么样的窗户设计应被认定为是一扇而非两扇窗户这样的问题,突然就引起了纳税人和税务当局共同的浓厚兴趣。波兰、荷兰、日本和越南曾根据建筑临街面的宽度征收房产税,也引得人们把房子造得窄而高。 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依照某种身份标准划分纳税人的应缴税额档次,最常见的分类依据是社会等级。中世纪英格兰一些君主对阶层越高者收的税越多,有爵位者一次要交数英镑,平民最少只需缴纳4便士。西欧其他几个国家曾有类似的相对公平的安排。但有时权贵反而能享受优待。法国的路易十四以免除贵族和教士阶层的土地税为对价,换取他们放弃传统上拥有的重要政治权力。尽管贵族和教士仍需和其他人一样缴纳别的税种,但他们的税负总的来说还是较轻。这种不公平待遇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政治斗争中是第三等级的主要不满之一,也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前,巴黎人先去攻击了税务机关,并焚烧了税收档案。 另一种根据身份区别对待不同人的做法,是在多民族国家中给某种宗教的信徒以税收优惠或歧视性待遇。基督教国家往往对犹太人设置专门的税种。宗教改革后,有的新教国家对天主教徒给予类似的待遇。穆斯林国家则对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征收特别税。当然,官方扶持的宗教会受到优待,但特权未必会一成不变。唐朝在很长时间里对佛教寺庙和僧尼免税及豁免徭役。人们同样对这一激励做出了反应,或真或假地皈依佛门。官方一度发现有数十万人持有伪造或买来的戒牒文书。眼见税源流失,国库见空,朝廷终于失去耐心,发动“灭佛”,逼迫大量僧尼还俗,拆毁寺院,将庙产收归国有...
央行: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33.66万亿元 同比增长8.8%

央行: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33.66万亿元 同比增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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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央行: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33.66万亿元 同比增长8.8%)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金吾财讯 |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5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33.6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65.42万亿元,同比增长6.6%;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1.19万亿元,同比下降21%;委托贷款余额为11.15万亿元,同比下降0.6%;信托贷款余额为4.4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2.12万亿元,同比下降4.1%;企业债券余额为33.47万亿元,同比增长3.7%;政府债券余额为91.36万亿元,同比增长21.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1.99万亿元,同比增长3.4%。从结构看,8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1.2%,同比低1.2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3%,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2.6%,同比低0.2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1%,同比低0.1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0.5%,同比低0.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7.7%,同比低0.4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21.1%,同比高2.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8%,同比低0.1个百分点。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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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晒书客・果月之书|)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云也退/文 《纳粹与哲学家: 一个人的流亡史》 (德)卡尔・洛维特/著 区立远/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要想进入德国哲人深邃的思想殿堂,从他们的回忆录入手是条途径。卡尔・洛维特的这本1939年出版的回忆录,内有不少篇幅谈他和海德格尔的交往。海德格尔是纳粹上台后的御用哲学家,洛维特是海的学生,也感恩后者对他思想的重大启发。但他是个犹太人,在写完这本书前就被迫流亡。 洛维特很伤心。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看做德国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一名德军士兵,受重伤后在意大利服刑。他获得过勋章,在德国学术界也是顶级的精英。不得不离开德国,他压抑住痛切之心,着手分析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里的核心理论,是如何被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利用的。 不过他也没有一味地让思想者为政治后果负责。书中最出色的段落之一,是他表达对自己的意大利被囚期的感恩,他说,在意大利他认识了更有人性的人――意大利人,他看到,政权残酷也好,战争也好,并不必然导致像德国那样野蛮残忍的后果。在意大利,“我做战囚恶经历唤醒了我对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的永久热爱……在罗马,在那些哪怕很小很小的村子里,人们也比北方的人更具有人性。他们拥有不可摧毁的个人自由感,他们坚持欣赏人的脆弱性――这是德国人想要消灭的东西。” 《吾自绝伦: 塞缪尔・皮普斯传》 (英)克莱尔・托马林/著 王珊珊/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书名原文The Unequaled Self,出自19世纪英国优秀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之口。皮普斯1633年生,活了七十岁,留下了六大卷日记,史蒂文森读过日记后,给出这一评语,而现在,传记作家托马林用它做此书书名。“吾自绝伦”的涵义并不只在于骄傲,托马林更强调了那种“对自身的兴趣”。她认为皮普斯日记的最大好处,是不反思,只记录,不渴望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在记录中深化对自身的兴趣。 皮普斯骚扰女性成癖,不仅搞风流事,还把风流事都写下来,但其他的,对仆人的刻薄,在政治上采取的变色龙立场,在英国海军建设方面做出功绩,等等,他也记了下来。他的日记从26岁那年的元旦开始写起,写了九年,最终比16世纪著名的《蒙田随笔》的篇幅还要长许多。托马林说:“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皮普斯一开始只是想写东西,却不知道要写什么,而日记可能是找到写作素材的方式……” 皮普斯经历了一个有趣而险恶的时代――英国内战、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上台和死去、1688年光荣革命――他还作为学生目睹了查理一世被处决,后来还曾因涉嫌叛国而被短暂监禁。虽然没什么人能够念完原书全文,但这部传记也不是缩编本,作者在选材中特别注意皮普斯那些流露个人性情的记录,例如在查理二世加冕礼当晚烂醉如泥,呕吐一地,还有那些能表明皮普斯精湛的观察力的地方,例如1666年伦敦大火时,他注意到,众多鸽子一次次想落回它们熟悉的巢,直到其中一些被灼伤翅膀,倒掉下来。 《老年》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孟玉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8月 波伏瓦的作品,有着轻松的文笔,罕见的清晰质地,以及主客观相结合带来的强大说服力,而且越到晚期,她的写作越是大胆,越是迫使人们去正视她,同时也正视自己,正视人类个体在时光岁月中必须正视的老去的事实。当她母亲老病而死时,她写下了一本讲述母亲最后岁月的书,而当她自己步入老境,她绝不佯装自己依然活力满满,而是提笔写下《老年》。 直率的承认,以自己为样板的观察,遍布此书始末。就像《第二性》那样,她的笔触在冷静之中蕴含着激情。她说,正如萨特那样,她在一生中从未停止过研究自己,从少女时代,到步入老年。毫无疑问,老年人逼近死亡,任何对老人和年龄的安抚都只是安抚,她看不惯的是那种虚伪、粉饰的商业主义:”美国人已经把死亡这个词从他们的词表中剔除了――他们只说'亲爱的逝者'……在当今的法国,死亡也是一个被禁止的话题。” 这本书的读者必须钦佩她的坦率。《老年》使人重新认识到《第二性》写得有多么诚恳,多么忠于自己的体验,而非仅仅用来讨伐对立性别。“我相信,”她写道,“这是文学绝对不可替代的基本任务之一:我们通过自身最孤独的东西来彼此沟通,也是通过孤独,我们最亲密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加缪: 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 (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著 张冬锐/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4年10月 有一些著名小说家具有记者属性,像是杜鲁门・卡波特,还有约瑟夫・罗特,他们的笔法里能看出新闻从业人员的特点。而更著名的加缪的记者生涯则易被忽略。于是有了这本书,作者在加缪的新闻写作里挖掘出众多有价值的东西。 1937年之后,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当记者,他的笔调是论辩性的,法西斯主...
央行: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6.56万亿元

央行: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6.5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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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央行: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6.56万亿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金吾财讯 |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5年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6.5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66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93万亿元,同比少增4851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816亿元,同比少减767亿元;委托贷款减少855亿元,同比多减307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942亿元,同比少增161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223亿元,同比少减2566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6万亿元,同比少2214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0.27万亿元,同比多4.6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669亿元,同比多1093亿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两部门:加快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建设

两部门:加快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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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两部门:加快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建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网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9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对于加快新型储能市场机制完善,方案提出,鼓励新型储能全面参与电能量市场。,推动“新能源+ 储能”作为联合报价主体,一体化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 同时,引导新型储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结合电力市场建设 进展,有序引导新型储能参与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市场,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研究探索爬坡、转动惯量等辅助服务品种,逐步扩大新型储能参与辅助服务规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方案还指出,要加快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建设。推动完善新型储能等调 节资源容量电价机制,有序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对电力系统可 靠容量给予合理补偿。各地要加快推进电力中长期、现货市场建设, 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合理形成新型储能充放电价格。...
智能体互联网:被“人工智能+”行动忽视的关键未来

智能体互联网:被“人工智能+”行动忽视的关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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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智能体互联网:被“人工智能+”行动忽视的关键未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侯宏、田溯宁/文 随着2025年“人工智能+”行动的发布,政策关键词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迭代。 2025年8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下称“人工智能+”意见),旨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该文件部署了“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6大重点行动,并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作为对照,国务院曾于2015年7月4日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下称“互联网+”意见)。 对比两份出台时间相隔10年的文件,一个显著细节是:“平台”一词在“互联网+”文件里出现了62次,在“人工智能+”文件中仅出现4次。 为何两次目标类似的政策设计思路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又与互联网产业又将是怎样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淡化平台色彩具有合理性,这一做法既反映出人工智能作为认知技术与互联网作为连接技术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对过去10年“互联网+”产业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然而,淡化互联网本身并不合理,因为人工智能恰为互联网摆脱平台主导提供了新可能。 事实上,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长期目标必然要求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形成以智能体(Agents)为节点广泛互联的智能体互联网(Internet of Agents)。忽视这一概念,可能是“人工智能+”行动政策文本的一个缺憾。 不同技术本质,不同政策思路 “人工智能+”行动与“互联网+”行动的政策思路截然不同。 “互联网+”行动的核心思路在于将互联网作为连接、整合、赋能各类资源与主体的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通过构建开放共享、协同高效的平台体系,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该意见着重强调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行动牵引作用:不仅“平台”一词高频出现,“鼓励互联网企业”或类似字样更是出现了11次。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行动的政策文本更像一系列零散工作的汇总,内容四平八稳,但缺乏鲜明的内在逻辑和突出的核心抓手。 上述区别可能源于技术经济本质的差异。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它如同一张巨网,其价值在于把原本分散的人、信息、服务串联起来。网络效应使得互联网具备自我扩张的倾向:网络越大,价值越高。因此,掌控入口的平台企业自然成为政策的核心抓手,而其“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被寄望为实现技术扩散的阻力最小路径。 然而,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认知”,它如同一个智能助手,其价值在于让每个“节点”变得更聪明。无论是诊断疾病、优化生产还是辅助决策,人工智能都能让具体的工作更精准、高效。这种分散特征使“人工智能+”在技术扩散方面难以找到统一的抓手。 平台企业的产业互联网实践 “互联网+”在产业界的对应概念是产业互联网。这一概念最早由田溯宁和丁健提出,后来成为腾讯、阿里等平台大厂的战略图腾。平台企业试图把控制力从消费侧延伸到企业侧,“挟消费者以令供给”。 这些企业认为,流量的商业吸引力与云计算的技术经济性,在前后端高度互补,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有效路径。该思路与“互联网+”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的政策陈述高度一致。 然而,经营现实浇灭了企业的战略热情。快速实现技术扩散是政策期待,并非企业客户的真实需求。前后台都由平台掌控,终究只是平台企业的一厢情愿。 2022年,代表腾讯拓展产业互联网的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遭遇重挫,进行了裁员重组。2025年,在“互联网+”规划出台十年之际,阿里亏本出清高鑫零售等新零售资产。 实际上,2021年后,被现实教育的平台企业就已逐步放弃ToB(面向企业)市场的平台思维,转而强调“被集成”,产业互联网战略也日渐淡化。实践回到更朴素的ToB路径:项目制、行业化方案与深度定制。 节点渗透阶段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行动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表述:加快服务业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 “赋能”曾是平台企业最喜欢使用的词汇之一,隐含着平台企业作为先进要素掌控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驱动取代其成为新模式,而智能要素的供给不再垄断在某几个企业手中。在此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对2027年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的目标保持相对乐观。 首先,相对于“互联网+”,“人工智能+”阻力较小。“互联网+”致力于构建协作网络,需对接外部资源、达成生态共识,耗时费力。相比之下, 智能驱动则致力于提升节点效率,关键互补品来自组织内部,如流程、知识与数据,这意味着大量价值可以先在企业内闭环实现,落地相对容易。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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