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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看不见的“两手”――行商体制的商欠危机）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垄断的代价：倪宏文案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史密斯”们绕开东印度公司，直奔广州而来。
以苏格兰的三位“史密斯”为例，其中，只有一位，通过关系，花了1000镑，获得了东印度公司正式许可的经营权。
这位花钱买许可的“史密斯”，便是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他依托家族在印度的财源与人脉，来广州担任货物经销商及代理人，通过投资印度洋至中国的贸易积累其财富，却因参与高利贷业务，引发中国行商破产潮，不久，其返英时，也破产了。
而广州那位“史密斯”，则以代理来自印度的客户资金为主业，通过汇票业务，将资金存入东印度公司银库套利。
其套路，本来是将自己以及客户资金，存入东印度公司广州银库，换取汇票回伦敦东印度公司兑现，此举，一来省了英国商人的麻烦和风险，二来也缓解了公司对华贸易的白银短缺。
然而，公司之外，还有行商，也被资金困扰，愿以高息接受贷款，这就吸引了“史密斯”们转向高利贷行业。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起初，顺风顺水，获利风生水起，至70年代，风头上，出了个“倪宏文案”。1776年，行商倪宏文因经营不善，拖欠英国东印度公司货款11726两白银，其债务源于高利贷借款，年利率约20%。
对此，乾隆帝谕令：将倪宏文抄家，发配伊犁“永远安插”，开了商欠流放先例，广东巡抚李质颖也因“袒护民人”被交部察议，刑部驳回其轻判提议，强调“内地奸民设局赊骗，尤当如法讯究”，并建立债务清偿机制，一来连带分摊，倪宏文无法偿还的债务，由其他行商分10年摊还，开创了行商集体担责的先例，二来国库垫付，从粤海关关税盈余中先行赔付外商，再向行商追缴，总督李侍尧明示中外“行商欠夷商债，即大清国欠夷国之债”。
按当时国际贸易规则，破产债务应由债务人独立承担，但清政府强行要求官员分摊赔款，甚至动用关税盈余先行垫付，实质上以国家信用为高利贷背书，虽要求“嗣后洋商拖欠夷人货价，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以限制商欠规模，但此举，不但未能起到限制作用，反而刺激外商扩大放贷。1779年行商外债总额飙升至380万两，为此又确立了“全体行商分限代还”制度。
此制度，本为保障税收，却因其导致连带责任，使健康行商一同背负破产者债务。倪宏文案后，外商放贷利率从12%飙升至40%，短期月息达5%，而英国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仅为3%，经由中介拿到资金，均以6%—12%，“史密斯”们将3%—6%的低息资金转贷中国行商，套取利差，形成跨印度洋—南洋的金融殖民链条。
于是，热钱滚滚，沸腾中国，其规模，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记载，仅1782年，行商外债规模，就已达380.8万银元，约合266.6万两白银，多为售后货款，滞留于中国，舍本逐末，转化为高利贷，以至于成为“史密斯”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跨国高利贷的出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垄断。以垄断对垄断，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权力支配经济，二是资本操纵市场。中英两国，各擅其长，各执一端，一起来瓜分垄断利润。
中国的垄断者，既非十三行，亦非粤海关，更非两广总督，而是隐于深宫内的皇家内务府，以和�|为代表人物。
而英国方面，那就是东印度公司了，清政府对“倪宏文案”的处理，就摆明了与东印度公司的合作的倾向性态度，谁敢欠东印度公司的款不还，那就等同于欠了大清朝的款，不但粤海关要先行赔付，欠款不还者，还要被抓去充军，并使之破产。
东西方贸易，那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局，谁也不能独吞，所谓“垄断”，那也就是只能共享与合谋——必须瓜分。
但是，请注意，参与瓜分者，在中国方面，不是清政府，而是皇家内务府，它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道，联合垄断了整个东西方贸易的大局，形成了按照瓜分的规则与潜规则运行的“广州体制”，在此体制内，皇家内务府以其独有的权力条件，独享其支配经济的垄断权利，造就“天子南库”，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以其资本条件，拥有了被中英两国政府都认可的垄断经营的专属权利。
所以，乾隆帝对于马戛尔尼来中国要求通商，便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中英之间一直在通商，又何来“通商”问题？纯属庸人多扰，没事找事。他不知时过境迁，还想同东印度公司一起维持“广州体制”的老例，认为这才是中英之间合作的最好方式，更何况他与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也是这样合作的。
他哪里知道东印度公司早已过时，英国政府正在用法律的绳索，将其一道道捆绑起来，限制其职能，收缩其权力。
而东印度公司，则被政府以软禁的方式束缚着，一步步等死——谁要它变成了个穷兵黩武而又尾大不掉的东西？它能征服莫卧儿帝国，若其效仿新大陆，搞个独立王国出来，而且还能得到中国的清政府的支持，那岂不要重演美洲新大陆的故事？
马戛尔尼此来，是英国政府撇开东印度公司，来直接跟清政府打交道，但方式变了，是政府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显然，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