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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少年在凌晨两点打赏)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庭审辩论环节,12岁的李某1出现在互联网法庭的屏幕里,他低着头不说话。屏幕对面的法官把背景图从庄严的国徽换成了柔和的绿色,轻声细语问他,你今年几岁了,上几年级了?李某1慢慢抬起头,愿意回答问题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某1是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小孩,聊到充值打赏时会害羞。当法官问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充值的”时,李某1有些慌乱,抬眼看了一眼身边的爸爸。
爸爸在外地打工,李某1和爷爷生活在家乡。爷爷70多岁,身体不好,有一天去查社保卡里的养老金,发现只剩2元,吓了一大跳。爷爷打出账单明细后发现,李某1在10天内,给一款游戏充值了1.4万元。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笔巨款。
这是一场仅由未成年人、家长、互联网公司法务和法官几个人参加的小型线上庭审。因为被告游戏公司所在地为北京,2023年,李某1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2024年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不会出现未成年人的真实姓名,而是用李某1的代号替换,与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是他的家长李某2。
这样的案件,近年来正在快速增加。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透露:2023年,该院受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189件,而2024年1—5月已受理245件。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充值打赏类已成为第一大类,占比超过68%。在这些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最小的仅有4岁,涉案金额最高的为310万元。
互联网公司的诱导消费设置和实名认证系统漏洞,家长的监护缺位,孩子淡薄的金钱观念,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场景增多,乃至充值打赏维权产业链的出现,共同促成了此类案件数量飙升。
在此类案件中,互联网公司往往被判定承担主要责任。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有86%经过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
但打赢官司,并不意味着充值打赏行为彻底结束。在游戏公司退完款后的10天内,李某1再次充值,导致他的家长又一次要求游戏公司退款。
深夜打赏
李某1的充值经常发生在凌晨2点。对此,毛春联并不意外,毛春联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助理、参与办理过多起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她说,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都发生在深夜。
法庭上的少年们告诉她,因为家长的管理太严格,只有趁家长睡着时,他们才能偷偷把手机拿过来玩,玩着玩着就上头了。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一般在10岁至14岁,也会有一些年龄更小或更大的孩子。比如有一个8岁的小孩,一晚上给某主播打赏了17万元。
大部分未成年人对钱没有概念。法官问上述8岁小孩,父母挣钱不容易,为什么这样挥霍。小孩说,他以为打赏的礼物只是小星星,不是钱。
法官也问过一个10岁小孩,为什么要在游戏里充钱。她说,想要那套游戏角色皮肤,皮肤旁边标注了500金币,她按照提示就点下去了。她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接触过真实的钱,也不知道在游戏里花的是钱。
游戏充值和直播打赏在未成年人群中很普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1108个未成年人中,每月充值打赏金额在100元以上的未成年人占比45%。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游戏充值类更多,但直播打赏类的涉案金额更高。游戏充值一般在2万元以内,但直播打赏动辄2万元起步,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打赏金额也不罕见,目前最高的一笔打赏金额为310万元。
不过,与成年人寻求关注与恋爱感觉的诉求不同,未成年人更爱为游戏技术好的主播打赏。有一个男孩,给和自己玩同一款游戏的主播打赏了几万元,因为主播操作很溜,他看得很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随便花的钱,是家长几个月的收入。
86%的案件会判退款
充值打赏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通常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互联网公司。之前主要是游戏公司和短视频公司,今年新增了漫画公司、音频公司、社交APP公司。
一般而言,互联网公司遇到未成年人充值的情况都会退款,能走到起诉阶段的案件,大多是因为他们对未成年人的身份有质疑。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结案的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类案件,有86%的审判结果为互联网公司退款。剩余14%未判退款的,主要是因为案件证据不足以证明充值打赏是未成年人做出的。
在一起家长起诉某互联网公司的案件中,庭审环节需要未成年人说明情况,法官叫了孩子3次,孩子却始终不愿露面。这起案件因为无法认定充值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最终家长选择撤诉。
不过,有超过90%的未成年人愿意出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了损失,希望能够挽回。
对法官来说,未成年人出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充值打赏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很难有直接证据。但与未成年人对话时,法官可以判断充值打赏是否为本人操作。
有的未成年人,在法官问他其他话题时一声不吭,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