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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思想价值链看经济思想史)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思想市场理论及其局限性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凯恩斯在其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结尾处,留下了一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凯恩斯无疑说得对。事实上,当下许多热点经济问题,在前人的著述中几乎都能找到影子。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征收关税的政策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乃至更早的《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而广受关注的AI取代人类劳动力的问题,也可被视作李嘉图和马克思讨论的“机器替代工人”问题的现代版本。从这个角度看,了解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提升经济认知,增强对现实经济与政策的分析能力,颇具裨益。
然而,当我们真正翻开一本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时,往往会发现它对读者并不那么“友好”。如同其他思想史作品,目前市面上的多数经济思想史著作普遍遵循一种“伟人—文本—范式”的书写模式,即将思想的发展简化为天才思想家的灵光乍现、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诠释,以及学术范式的革命性更替。在实际写作中,这种模式很容易沦为对重要思想家观点的机械罗列,而读者在阅读时也常感困惑,难以理出逻辑脉络。
例如,十多年前我阅读经济思想史时,曾不断追问:为何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却被视为“空想”,难以形成现实影响?为何早在19世纪30年代,以古诺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家已提出边际主义思想,但鲜有人重视,而到了“边际革命”之后,它却迅速成为经济学主流?显然,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关注思想的“供给侧”,即思想家观点的演变,还应更多地关注思想的“需求侧”,即社会对思想的需要与接受。
针对“伟人—文本—范式”模式的上述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新的研究与写作思路,以重构思想史(不限于经济思想史)。在众多新兴研究路径中,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思路是“思想市场”(marketforideas)。
根据“思想市场”理论,思想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供需关系亦遵循市场规律。思想家作为产品的提供者,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等目标,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经济条件和可支配时间等因素的制约。如同一般供给者,他们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力实现效用最大化,由此决定思想的供给。而需求者则包括政府、企业、学术团体以及普通公众,他们依据自身需要评估各种思想,这一过程便构成“思想产品”的定价机制。每一次技术革命、政治变革或意识形态的剧变,都会冲击思想产品的价格,进而改变思想市场的需求结构。供需双方的博弈共同决定思想的均衡产出,而任何影响供需结构的变量变化,也会推动思想范式的更替。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中采用该理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菲利普·基钦(PhilipKitcher)。他关注的是思想市场的一个子系统——“科学的认知市场”(cognitivemarketofsci-ence)。在他看来,该市场的供需关系较为单纯,科学家既是供给者也是需求者。思想的供给表现为新理论的提出,需求则体现在科学共同体对该理论的接受度。最终,科学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是科学家在时间、资金、声誉等资源约束下,通过竞争与选择形成的结果。
随后,罗吉尔·德朗赫(RogierDeLanghe)进一步扩展了基钦的研究,提出“认知劳动分工”理论,并借助博弈论分析科学理论的生成。他指出,科学家需在“探索”(exploration)与“利用”(ex-ploitation)之间权衡,而这一平衡决定了科学进步的节奏与方向。“探索”产生新理论,而理论亦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初始阶段,新理论被采用者寥寥;随着证据积累,该理论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人选择“利用”它。但当“利用”者过多时,边际效益下降,一部分科学家便会转向“探索”新理论,推动新一轮理论更迭。通过这一机制,德朗赫很好地解释了科学领域新旧范式的更替过程。
可以说,基钦与德朗赫的研究很好地展示了“思想市场”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当我们试图将该理论应用于经济思想史时,却仍会遭遇显著局限。相比自然科学,经济思想的演化路径更为复杂。一方面,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因此研究时可主要聚焦于学术圈内的博弈;而经济思想的发展则深受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影响,研究者必须将这些变量纳入考量。另一方面,正如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自然科学中新理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