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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马寅初的第三条道路）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就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思想界的天际，很快就被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洪流所淹没。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思想界首次接触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应该是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的《原富》。《原富》出版之初，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相信斯密的学说同样可以救中国于贫弱。比如维新运动的第一笔杆子梁启超就相信“十九世纪之文明无一不受自由竞争之赐”；通过自由竞争，中国照样可以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富力霸天下”。
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终究没能植根于中国学术土壤。19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突然集体转向，一种主张兼采自由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的经济思想迅速兴起。而引领此次转向的人就是马寅初。
马寅初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哥伦比亚大学于二十世纪初已经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镇。他不止一次提及的约翰・贝茨・克拉克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奠基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博士导师埃德温・塞利格曼则是公共财政领域的权威，理念亦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所以，马寅初早年供职北大的时候，经济思想会倾向自由主义，主张“资本神圣”，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的观点，就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倾向很快就发生了改变。1927年，他离开了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大，改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次年，苏联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随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期间，马寅初开始了《中国经济改造》一书的写作，正式提出中国发展经济，应该“权衡轻重，斟酌损益”于自由资本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间。
《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马寅初全集》时被列入第八卷。
《马寅初全集》
马寅初|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
用脚丈量出来的真学问
十九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股被称作“中间道路”（Middle Way）的经济学思潮。他们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可以走出一条兼采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之长的道路。
1900年代，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又提出了一个“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概念。他的大意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皆存在致命的缺陷，希望找到一条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道路。
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三条道路”已发展成一股在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态的社会思潮。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受到来自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影响。但是，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立足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独立研究，提出了一个同欧洲中左翼政党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案：走第三条道路。
中国经济学会的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贾士毅、吴鼎昌和李权时等核心成员无疑是那批经济学家的骨干。
中国经济学会的前身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11月由刘大钧、戴乐仁、陈长蘅、卫挺生等一批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发起成立，宗旨是“提倡经济学之精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1927年学社改组为学会，会员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界，还开始吸收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宗旨亦改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
学社的改组更多地体现了马寅初和何廉等一批更注重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而不是纯粹理论探讨的成员的想法。改组后接替刘大钧出任会长的马寅初1937年5月曾如此表述他的学术主张：“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何廉的观点与马寅初大致相同：“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度，……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
1927年至1937年马寅初担任会长期间，中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明显更接地气。
一是加强了同工商界的互动。1927年以后，工商界加入中国经济学会的人员快速增多。1932年9月马寅初报告说，会员人数已增至五六百人，而实业家、银行家就占了约三分之一。工商界人士入会，不只是赞助经费，还积极与学会对话，表达工商界的诉求。
二是利用召开年会的机会对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进行实地考察。年会的举办城市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青岛、长沙和广州，皆为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对它们的实地考察，基本能了解当时中国的工商业发展状况。
三是会员独立组织社会经济调查活动。1925年至1935年是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黄金十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
